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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变”：审视先唐文体递延脉络的重要视角 罗 剑 波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先唐文学研究，应当遵循何种文学理念，面对研究对象，是以现今之文学观念予以观照，或是深入当时之“现场”以当时之价值理念、审美标准给以审视，又或是就以上二者而折中之。这样三种处理方式，如何确定，看似简单，其实并非易事。陈寅恪“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1］（P279）之论述，可谓深透。刘永济先生作《文心雕龙校释》，就刘勰所论，每每细读所涉作品，而后深思、寻绎刘勰之本意，这一“了解之同情”对笔者启发甚大。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即使抱着有用于今的目的，我们也应要先回到当时之时代场景中，去仔细品味、理解古人之想法和理念，而非带有预设的想法作简单筛选和提取。循此思路，本文拟以刘勰之“通变”观念与其文体论关系这一问题作简要探讨。 “通变”是《文心雕龙》中重要的理论范畴，这不仅在于刘勰以专篇来作详细阐述，而且还在于这一观念时时贯彻在他对作家、作品的观照和论述之中。《文心雕龙》在总结前世文章创作规律基础上，讨论文章作法，指导文章写作，“通变”就是刘勰在总结各体文章递延流变基础上提炼出来的重要的理论、美学范畴，因而对于《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甚或周秦汉魏各文体递延脉络的考察，自然应当遵循这一概念或原则，但这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关于“通变”之意旨，旧有“复古”说，影响甚大。清人纪昀实肇其端： 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征。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2］（P102）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又申述之：“此篇大指，示人勿为循俗之文，宜反之于古。”又云：“彦和此篇，既以通变为旨，而章内乃历举古人转相因袭之文，可知通变之道，惟在师古。”［3］（P104）二人皆着眼于纠正时弊，故称彦和属意复古。又有以“通变”为因果关系的认识，所谓“通变”，“实以通和变为二事，而彼此并非并列，有着因果关系。换言之，变为因，通为果，由因致果，从变生通”，故“通变”即西晋陆机《演连珠》中“通于变”，“于”有“从”的意思。故“在变则通”，“变”是“通”的先决条件。［4］（P339）以上是片面强调复古或新变的两种代表观点。对于前者，刘永济先生已予以纠正： 然舍人首言“资于故实，酌于新声”，赞语复发文律日新，变则可久，趋时乘机，望今参古之义，则“竞今疏古”，固非所尚，泥古悖今，亦岂所喜？［5］（P110） 对于后者，“通”、“变”恰是并列之关系，刘勰既意以“通”，亦在于“变”。《文心雕龙·通变》云：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 刘勰于此谈得极为清晰明白，所谓文事实含两端：一者设文之体有常，故名理相因，体资故实，须“通”；变文之数无方，故通变则久，数酌新声，须“变”。需指出的是，这里的“通变”一词实为偏义，刘勰特言变，而并非如上引观点“通变”特指变之一端。不可变者须通，可变者则须变，故论文之方，譬若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如文之“通”；臭味晞阳则异品，如文之“变”。“通”、“变”二者，皆乃“势”之必然。刘勰接着又以此为准，讨论前世作品之优劣得失。“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商周之前，虽愈加“文”、“丽”，但“序志述时，其揆一也”，该通者通，该变者变，遂为后世之典范。而“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汉以后作品仅执着于变，而迷失于通，故“弥近弥澹”，究其根本，则在于“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之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