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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本复杂形成过程的先唐文献研究① ——以《汉书·五行志》为个案 程苏东 （北京大学中文系 讲师） 近年来，关于传世先唐文献的可信度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先唐文史研究以及辑佚、校勘、辨伪等传统学术方法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究竟我们可否根据汉人所整理的先秦文献研究先秦文学，又可否根据唐人整理的魏晋文献研究魏晋文学？这些质疑是否具有合理性？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构建出一套新的研究范式？应该说，这些问题已经难以回避，需要我们通过对若干先唐文献形成过程的个案研究以及基于此的整体思考来进行回应。笔者近年在对《汉书·五行志》、《春秋繁露》、《毛诗正义》等文献的研究中，对于先唐文献的复杂形成过程略有体会，因此，不揣谫陋，略陈管见，谨就教于方家。 一 就文本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而言，大概很少有文献能与《汉书·五行志》（以下简称《汉志》）相比。笔者以为，它突出体现了部分先唐文献在编撰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充分暴露出一篇看似整体性的文本内部的矛盾、失序与撕裂，为我们认识先唐文献的复杂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汉志》以《洪范五行传》为基本框架，试图融合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刘向、刘歆等人的灾异理论，属于后儒对先秦以来灾异学知识与文献的系统整合，在文献性质上与《管子》、《吕氏春秋》、《新书》、《淮南鸿烈》、大小戴《礼记》、《新序》、《说苑》、《楚辞》、《春秋繁露》以及魏晋以下集注、义疏、类书、总集等具有共通性，在汉唐著述传统中具有代表性，可以为本文讨论的主题提供一个切入点。 汉儒灾异论极盛，各家皆自成体系，《汉志》旨在包容诸家灾异论，但在结构上却径依《洪范》五行学，将董仲舒“推阴阳以说《春秋》”、京房“《易》传”等与“五行”完全无涉的灾异说解强分于五行、六沴之下，不仅破坏了董、京诸家灾异体系，也造成《汉志》自身的体例混乱与文本割裂。 但这仅是《汉志》文本内部矛盾的第一层面。第二层面，就《洪范》五行学而言，《汉志》有《洪范五行传》、许商《五行传记》、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刘歆《洪范五行传论》四个文献来源，此四者虽然相关，但在《传》文版本、灾异体系等方面却存在重要差异。《汉志》在五行、六沴理论说解部分主要以刘向《传论》为本，但在具体灾异列举中却以刘歆体系为基本框架，这导致《汉志》体例的进一步混乱，是造成《汉志》“难读”的主要原因。 第三层面，就刘向《传论》而言，他名为解释《洪范五行传》，实径出己意，将阴阳、时令禁忌、《春秋》公羊学、京房《易》学等外家灾异思想尽数纳入，其《传论》呈现出鲜明的割裂性。至于刘歆《传论》，其文献来源除了刘向所据通行本《洪范五行传》以外，还有他独见的别本《洪范五行传》以及其父已经著成的《洪范五行传论》，刘歆一方面弃通行本而用别本，一方面力破其父故说，复将《左传》灾异理念援入其中，其《传论》同样呈现出内部割裂性。 第四层面，则是全志的核心文本《洪范五行传》，其文献来源更显驳杂：五行、五事、皇极来自《尚书·洪范》，五行灾应多源自时月令文献与日书，“杀太子、以妾为妻”等源自儒家经传，七曜异象源自星占书，“共御”之法则有更为希见的文献来源。这些出自不同知识系统的章句被纳入同一文本后，其内部的矛盾与割裂实难弥合：“五事”与“五行”之间关系究竟如何？“治宫室，饰台榭”何以与“犯亲戚，侮父兄”具有同样的灾应？这些问题都无法从文本自身得到合理解答。 以上所言还只是对《汉志》内部矛盾与割裂的简单描述，事实上，它还涉及与许商《五行传记》之间的矛盾，以及许商《五行传记》与《洪范五行传》文本之间的矛盾等。反过来，如果继续考察《汉志》自身的衍生文献，例如《后汉书·五行志》、《南齐书·五行志》、《隋书·五行志》等，我们会发现，它们又将《汉志》作为一个文献来源，同时援据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及其他灾异文献，试图再建构各自的灾异体系。在这些文本中，往往刘向的同一段说解在不同的文本中呈现出极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并不总是版本学上的异文或者栝程度的不同而已，新的编撰者多少有意通过对刘向《传论》的细微改造来传达其灾异思想。 总之，从《洪范五行传》的成书到许商、刘向、刘歆的传论，再到班固《汉志》以及《后汉志》、《南齐志》、《隋志》，文本的每一次编撰都经历了多源文献的重新整合，由于每一个衍生文献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意识，因此，在这一文本群中，出现了大量看似相近却又实有不同的章句，构成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所谓“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文本表层结构的互文性，在某种程度上却揭示出其深层结构的互斥性。这些互见的章句既从属于这些文本，又游离于它们之外，它们与文本之间构成一种紧张的合作关系，而它们自身，则构成一个文献流变的传统，为我们了解某些理念在历史上的演变提供了动态的样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