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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志》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虽然极端，但在先唐文献中仍颇具代表性。事实上，传世先唐文献大多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它体现为以下四种方式： 第一，同一文献的不同流传形态。例如上举《洪范五行传》通行本与别本、《周易》帛书本与传世本、《老子》帛书本与北大竹简本、《孝经》颜芝本与唐素绢本、《缁衣》上博简本与传世本。这种流传形态的变化，有的是偶然的，有的是后学面对已遭破坏、碎片化的文本进行重新整理时的无奈之举，有的则可能体现出某种学术新变的探索。 第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例如上举诸史《五行志》中互见的刘向《传论》、《史记》与《左传》、《汉书》与《史记》、《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韩诗外传》与《说苑》等。从广义上说，还包括楚辞、七体、都市赋、纪行赋、言志赋、某些题材的古诗等特定文类的创作传统。 第三，所谓“伪书”或“伪作”。如上举刘歆独见的别本《洪范五行传》以及《古文孝经孔传》、《古文尚书孔传》、《孔子家语》、《孔丛子》、《文子》、《列子》、《春秋繁露》中的《五行顺逆》诸篇、《西京杂记》中的部分汉赋等。事实上，除了少数完全捏造的文本以外，“伪书”大多有其文本来源或模仿对象，有的甚至未必存心作伪，只是采用了在后人看来极不规范的整理方式。 第四，文本内部的矛盾。如上举《汉志》内部的多层矛盾、陈鸿森先生所举《御注孝经序》与注文之间的矛盾[1]，以及笔者在《毛诗正义》研究中发现的大量例据，如《大序》正义明言将大序分为十五节，但其标起止实将全序分为二十二节，这类矛盾显示出《毛诗正义》在删定时与二刘旧疏之间的复杂关系。② 这些问题有的与文献在传播中的“重写”有关，但本文则集中关注其“形成”过程的复杂性。 三 先唐文献形成过程体现出的复杂性，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挑战：如果《毛诗正义》是一个夹杂着大量二刘旧疏与唐人正义的文本，且两者之间的界限又难以厘定的话，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够被视为唐代经学成就的代表呢？这些曾经具有权威性的文本，似乎逐渐变得模糊、不可认知和难以利用，就像《孔子家语》等披以“伪书”之名的文献一样，只能接受被边缘化的命运。类似的问题似乎已经发生在日本学界对《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研究上：有学者指出，因为长期热衷于《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辨伪学研究，因此，《繁露》始终无法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本而获得研究，日本学界对于董仲舒思想的研究也受到较大约束。［2］同样，近年来出土文献以及手抄本研究提出的对于传世文本的质疑，也给我们带来困扰：如果所有的文本都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的研究将以何为据呢？ 随着我们对先唐文献形成、传播复杂程度的了解越来越深，这种困扰只会越来越强烈，如何适应这种新的研究理念，重建相关研究的基本范式，开拓新的研究空间，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以下仅就笔者管见，略陈几点： 第一，从观念上说，应充分考虑文本形成与传播过程的复杂性，直面文本内部的矛盾、失序、割裂与残缺，并以此为径进入文本的深层结构。我们的研究常常有一种倾向，愿意为文本构建一个统一的体例，否定或忽视其内部的不合理性。例如，刘知几在《史通》中已经指出班固《汉书·五行志》内部结构的混乱［3］（P498），但千载之下，我们对班志体例的错讹何在仍未见清晰的论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事实上，笔者在对《汉志》、《春秋繁露》、《毛诗正义》等文献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如果我们主动放弃对文本统一性的追求，承认其体例的不完备性，并由此努力辨识其不同的文本来源与层次，则文本的每一处矛盾，就好像一处裂缝，提供给我们窥探文本深层结构的绝好机会。这不仅不会影响我们对于文献的整体理解，还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于其复杂形成过程的认识，从而对这类文献形成立体化的理解。 第二，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可以尝试在“场域”理论的引导下，通过文献比读与文本细读的结合，把握文献的内部结构与个性。“场域”原是近代物理学中的概念，自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其引入社会学研究之后，乃成为人文社科理论中一个常用的概念。该理论所强调的，是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存在内部竞争性、互动性的、激荡的共生环境，在研究中既注重整体环境对其中个体的影响，亦注重个体之间的竞争、互动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环境自身的影响。我们认为，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具有复杂形成过程的文献颇有帮助。一般来说，这些文献同时处于两个“场域”当中，其一是与它们具有传抄关系的文献所构成的大场域，而互文性文献的比读，就是要借此为研究对象重建一个真实的文献生成环境，使我们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知识背景。其二则是一种或多种上源文献经过作者的编纂、增删、重写而构成的小场域，也就是文献本身。而文本细读，则旨在发现上源文献之间及其与作者间的固有矛盾，由此理解文本内部的深层逻辑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 第三，对文本复杂形成过程的认识对于先唐文献的辑佚和校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辑佚学注重佚文的搜集与编排，但是对佚文所属原书引书体例的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视。事实上，所谓“佚文”，既然被纳入了新的文本系统，不免会受到新文本的语境制约，因此，了解佚文所属原书的引书体例，是我们评估佚文“还原度”的重要前提。同样，“他校”原是常用的校勘法，但是，进入其他文本的互见文献，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其源初的版本形态，这也需要结合具体的文本做出切实的评估。笔者在对刘向《传论》进行重新辑佚的过程中，就对主要的辑佚对象《汉书·五行志》、《南齐书·五行志》、《隋书·五行志》、《开元占经》等的引书体例进行了梳理，特别关注他们对引文进行增删的个案，这为我们更为审慎地认识其书所见《传论》佚文，特别是同一佚文在不同引书中出现的异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对于先唐文献复杂形成过程的认识要求我们形成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即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哲学背景的研究者，都应掌握处理复杂文献学问题的基本能力，但版本、目录、校勘等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又已经不足以应对这些复杂的文献学问题。先唐文献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要求传统文献学的外部研究必须与深层次的文本细读密切结合。在这种研究理念中，文献学研究不再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它本身就成为文学史、思想史研究的主体之一，成为我们研究和叙述文学史、思想史的重要方式。 【作者简介】程苏东，北京大学国学院讲师。发表过论文《京都大学所藏〈孝经述议〉残卷考论》等。 ①（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汉书·五行志》研究——以西汉经学为中心”（项目编号：13YJC720006）的阶段性成果。） ②可参拙文《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毛诗>所称“正义本”考辨》，代刊。 参考文献 ［1］陈鸿森：《唐玄宗孝经序“举六家之异同”释疑》，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4本第1分，2003年. ［2］关村博道：《日本学者关于〈春秋繁露〉的论争评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3］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