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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胡适等人之前，宋明学者对“诗文评”的认识与研究，其实就有对建立“中国文学”现代学科概念的探索意义。明清与民国时期，甚至追溯到宋明人的“诗文评”，学者们在以“诗文评”和“作文法”打通经、史、子、集的研究关系方面做出了很大尝试，尤其是在将经、史、子部典籍向“集”部研究转变方面，有很多有益的探索，如陈衍的《史汉文学研究法》、刘凤苞的《南华雪心编》，以及明清人对《左传》、《论语》的评点，实际上涉及他们对经、史、子、集四部向“文学”转化的思考。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姚永朴《文学研究法》，也是意图从中国传统四部典籍中找到既符合中国传统，又有现代性的“文学因素”，沿袭的实际上是《文心雕龙》的“文章学”思想；但晚清民国从文学角度研读四部典籍的尝试，却有将“文章学”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转化的探索意义。这种从中国四部典籍提炼“诗文”、“文学”思想体系的尝试，是属于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方法论探索，是中国古代学术传统在“文学”一脉中的延续。五四以后，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入，中断了这种传统“文章学”与西方“文学”相结合的探索，也打断了中国本土“文学”研究传统的继续寻找与建设。我们要想建设具有中国传统与中国特色的、本土的“文学”，必须在当前的“文学”观念中接续这种“文章学”传统。 中国的文学文本，有其特殊的产生过程。中国古代典籍出现的四部分类法，决定了“集”部与其他三部在文献载录、传播方面必然具有很大差异，相应带来的是阅读者对文本阐释与解读方式的差异。这提醒我们：在使用不同部类中的相同文献的时候，应该有清晰的文本意识，既要注意搜集、分析、利用经学、史学与子学文本的材料以解决文学问题，同时还要注意同一个材料在不同文本中的倾向性与特殊性，尤其注意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三个差异性：文本性质与文献来源的差异性、文本生成与衍化的差异性、文献截取方式与解读的差异性。将一切材料“一网打尽”、“竭泽而渔”而忽视不同文本特殊性的做法，很容易产生材料误读，导致研究结论与原始文献的巨大偏差。 中国古代文本存在的经传体式以及后来的注疏、义疏等体式，反映在集部，就出现了正文、注文不同的文本层次。复杂的、多层次的注文文本，在提高正文文本经典性的同时，还部分程度上割裂了正文文本的完整性。具体说来，古代文学文本具有的“碎片化”与多系统性特征，给阅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文本层次与审美体验。就此而言，古代文学研究就具有更多的可能性。梳理古代文学文本的多系统化过程，揭示古代文学文本的不同系统与世界，总结文本层次与多系统性的文学经验，可以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新思路与新成果。 文本的多系统研究，集中在文本的符号学方面。文本共性，将文本区分为“总体文本”和“具体文本”，而“总体文本”是“现有文本”，可以为“具体文本”提供现实的、熟记的“活”材料。［5］（P53）这为我们理解文本层次提供了借鉴。例如，文学文本的正文与注文，之所以被置于一处，就是“文本共性”的作用使然；而正文文本作为一个“具体文本”，可以从“现实的文本”、“现有文本”即“总体文本”中选择使用材料。这种层次性、多系统性，造成了文本的复杂性，给读者带来阅读障碍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层次的审美享受与阅读体验。如果说正文反映的是作者时代的学术与文学思想，注文则反映了注释者对正文的思想认识、注释者所处时代的学术价值与文学风尚。这种文本复杂性，体现的是文学文本研究的多种可能性。 决定文学发展大方向的，是经典文本、主流文本。我们要反思胡适等人提出的“文学的方法”，直面经典文本的学术价值，深入文本内部，解析文本形成与存在的意义，而不是一味在外围为经典文本、主流文本提供新史料。一句话，今天的先唐文学研究，“细读”、“解读”经典文本，要比胡适当年提出的“集收材料”、“推广材料”重要得多，而提高研究者“细读”、“解读”经典的能力，尤其重要。 【作者简介】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出版过专著《孔丛子研究》等。 参考文献 ［1］埃利埃泽·梅勒坦斯基：《社会、文化与文学史实》，让·贝西埃审定,载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田庆生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2］雷吉纳·罗班：《文学概念的外延和动摇》，载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田庆生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3］约·舒尔特-萨斯：《文学评价》，载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田庆生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4］李源澄：《〈论学〉发刊辞》，载王川：《李源澄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5］汉斯-乔治·鲁普雷希特：《文学共性的臆测与推论》，载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田庆生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