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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出土文獻中非典籍的各種先秦文字資料,由於能提供當時的語言文字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對古典學的研究也是很有用的。尤其是那些內容豐富的品種,如商代後期的甲骨卜辭、西周時代的青銅器銘文等,更是如此。例如:王國維根據甲骨卜辭中關於殷王先人王亥的資料,闡明了《山海經》和《楚辭·天問》中講到王亥(《天問》作“該”)的內容,證明這種“謬悠緣飾之書”,“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確實性”。通過西周青銅器銘文與今傳《尚書·周書》和《逸周書》諸篇在語言文字上的對照,可以看出哪些篇是可信的,哪些篇是後來的擬作或偽作;還可以解決那些真《書》解讀上的不少問題。 由於時代接近,秦漢時代的出土文獻,即使不是先秦典籍的抄本,而是秦漢典籍的抄本或非典籍的各種文字資料,對古典學往往也很有用,不可忽視。 總之,出土文獻對古典學研究的重要性是極為突出的。古典學研究者不能滿足於使用第二手資料,最好能有整理、研究出土文獻的能力。由於與古典學有關的出土文獻多用古文字書寫,他們應該有較好的古文字學基礎。這跟西方從事古典研究的學者,需要有古希臘、古拉丁語的基礎,有相似之處。 我們使用“古典學”這個名稱,是晚近的事,但是從實質上看,古典學在我國早就存在了。發源於孔子及其弟子的經學,就屬於古典學的範疇。對於先秦諸子和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辭》等先秦著作的整理和研究,自漢代以來也不斷有學者在進行。西漢晚期成帝、哀帝兩朝,命劉向、劉歆父子等人全面整理先秦以來典籍。他們所做的,大部分是古典學的工作。 經學與政治相結合,在古典學中占據統治地位長達兩千年。辛亥革命和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結束了這個局面。經書的神聖地位不復存在,以經書為依托的“孔家店”在五四運動中成為打倒的對象。“五四”以後,對包括先秦典籍在內的傳統文化,知識界有不少人持簡單的否定態度。他們認為這種文化對新文化的建設有害無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