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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科举文风与诗文创作风尚的相互作用。在长达两百七十余年的时间里，明代士子撰写八股文和考官评判八股文的风尚不断变化。由于科举考试及八股文体在当时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八股文风的变化必然影响到诗古文的创作风尚。反过来，文学领域创作风尚的变化，也会引起八股文风尚的变化。明代前期，台阁体作家同时垄断文坛和科举考试的权力，评判八股文以醇正雅驯为标准，当时的诗古文创作也就一以雍容典雅为宗。正统、天顺、成化年间，八股文写作一度出现好险好怪的风尚，诗文领域也同时出现了“景泰十子”和部分吴中文人好奇好艳的倾向。及至前、后七子复古派和唐宋派相继风靡文坛，八股文写作也出现了“以古文为时文”的风气，尽管所师法的古文榜样有秦汉和唐宋之别。万历中后期，公安派、竟陵派相继崛起，八股文领域也相应出现了崇尚“机趣”之风。明末复社、几社最初本来都主要是为探讨八股文写法而结成的文社，只不过后来都向政治、文学、学术领域延伸了。张溥、陈子龙等人重倡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与他们倡导“宗经学古”的八股文风尚是相辅相成的。(15)总之，明代科举考试及八股文在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士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它们与文学的密切联系，是后人一般难以想象的。 明代文学思潮的演变，还与地域文化的发展、市镇经济的繁荣及雅俗文化的交融有关。之所以把这三个方面放在一起论述，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中国自古幅员辽阔，不同地域文化的风格特征和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秦代以前，因为诸侯并峙，东西南北各地的文化发展各有特色。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后，随着政治权力的集中，文化也向中心城市特别是长安、洛阳、建康等都市汇聚，其他地区文化的发展出现相对停滞和萎缩。直到六朝特别是唐宋以后，因为大量北方移民南下、京杭大运河开通、北方迭经战乱等原因，南方得到长足开发，经济、文化发展重新呈现南北东西多中心分布的格局。元代由于蒙古统治者不重视文化，文化重心进一步向南转移。元末明初，全国的文化(包括学术和文学、艺术等)相对集中于吴中、浙东、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几个区域。 入明以后，因为中央集权制度加强，明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南北两京以外其他地区的文化又曾一度相对沉寂。及至明中叶，环太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率先复苏，其他各地的经济与文化也日渐兴盛，文人文学艺术和民间文学艺术蓬勃发展，至晚明时期达到高峰。明代文学思潮发展变化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有地方文化和文学的因素在起作用。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主要由浙东文人取代吴中文人在文坛上的主导地位而得以实现。台阁体作家队伍一直以江西文人为核心。景泰年间最早突破台阁体文风的作家大都来自于环太湖地区，茶陵派作家也以南方作家为主体。前七子复古运动由中原作家主导，取而代之的唐宋派则基本由南方作家组成。后七子复古运动呈现南北文学家合作协调的色彩。公安派主要由三袁的荆楚同乡、袁宏道任职吴中和游历吴越时交往的吴中文人及他和兄长袁宗道在北京任职时结识的官员组合而成，竟陵派则代表人物锺、谭都是竟陵人。晚明通俗文学创作、整理、出版、评论的高潮，主要由环太湖地区的文人徐渭、沈璟、王骥德、臧懋循、凌濛初、祁彪佳、金圣叹等推动，明末的复古运动第三次高潮也主要由环太湖地区的文人所发起，与之针锋相对的则是继承唐宋派衣钵的江西作家群体。每股文学潮流都带有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和明显的地域色彩。不对各种地域文化的特征和作用进行详细考察，我们就不能清楚了解每股文学潮流兴起的原因和过程，也不能准确把握其内部构成和复杂特征。 所谓明中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镇繁荣，实际上限于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一带很狭小的一个区域，而没有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因此它实际上属于该区域地方文化发展的一种特色，它对当时文学的作用可以纳入地方文化的发展对文学的影响的框架中进行叙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