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释： ①恩格斯《致约·布洛赫》：“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7页。 ②通行译为“勃兰兑斯”，1958年版本为勃兰戴斯。该奥尔格·勃兰戴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侍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序言第1、4页。 ③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上、下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考列明代(含元末)文人结社680余例。 ④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中国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士’阶层似乎更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也似乎更能说明中西文化的异质之所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⑤明末吴应箕总结明中晚期朝廷党争的情况时指出：“张江陵(居正)以前，嗣相位者必反前人之政，进其所忌，退其所暱。”(《东林本末》，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第14页)；陈懿典：“永陵(嘉靖)中，李历城(攀龙)、王娄东(世贞)六七人执牛耳而号海内，海内靡然向风。当其时，分宜(严嵩)秉重，自以为作者。所推毂昆陵(唐顺之)、晋江(王慎中)皆一时名流，而竟不能夺王、李六七人之气而拔其帜。”(《郭张虚诗稿序》，见黄宗羲：《明文海》卷二七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清涵芬楼钞本，第2835页) ⑥《宋史》卷三四○《刘挚传》：“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858页；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文人之多”：“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顾炎武全集》第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45页)。 ⑦参见拙著《理学与文学论集》中《思想的基本形态、现实形态和可能形态——探讨理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之可能性的一种思路》《理学的二重性及其对文学影响的复杂性》等文(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18、54-66页)。 ⑧《明史》卷七○《选举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3页。 ⑨仅以汤显祖为例：汤显祖《答余中宇先生》：“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与陆景邺》云：“仆少读西山《正宗》，因好为古文诗……前以数不第，展转顿挫，气力已减”；《答张梦泽》：“弟十七八岁时，喜为韵语，已熟骚赋六朝之文。然亦时为举子业所夺，心散而不精”。以上见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4、1338、1365页。 ⑩黄宗羲《明文案序》：“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1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少师孙文正公承宗”：“凡史官在禁近者，皆媛媛姝姝，俯躬低声，涵养相体，谓之女儿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53页。 (12)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状》：“是时孝宗皇帝拔奇抡才，右文兴治……曰：我明百五十年无此文体，是可以变今追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传诵则效，文体为之一变。”黄宗羲：《明文海》卷四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清涵芬楼钞本，第4545页。 (1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5页。参见《明史·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7页。 (1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描绘当时山人状况颇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4、584-587、630、638页等。 (15)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七章论明代八股文源流，其略曰：明洪武、建文两朝，刘基、方孝孺、黄子澄、解缙皆有传文，然不多觏，固由风气之朴，亦散佚者多也。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间，若于谦、邱濬、商辂、李东阳辈，蝉联鹊起。邱、李屡任文衡，体制渐开。成化、弘治间无不极力推崇王鏊，鏊号守溪……谓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称为时文正宗。馀如吴宽、邵宝、钱福、顾清、唐寅、王守仁等，一时崛起，所作悉明体达用，文质得中。钱福……与守溪齐名，因有“钱、王”之称……洎乎正德、嘉靖间，名手辈出，要以唐顺之、归有光为大家……皆深于经史，能以古文为时文者，时号“归、唐”。馀如薛方山应旌、瞿昆湖景淳，皆能别树一帜……有“王、钱、唐、瞿”四家之目。后去钱而易以薛，于是复有“王、唐、瞿、薛”之名……隆、万继嘉靖后，易方为圆，渐尚机法……万历以后积习难返，及于末年，文体靡丽，佛经、语录尽入于文。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38-241页。 (16)参见拙文《万历为文学盛世说》，《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17)郭绍虞《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我总觉得明人的文学批评，有一种泼辣辣的霸气。他们所持的批评姿态，是盛气凌人的，是抹杀一切的。”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13页。 (18)参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公安派……的主张很简单，可以说和胡适之先生的主张差不多。所不同的，那时是十六世纪，利玛窦还没有来中国，所以缺乏西洋思想。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响，科学、哲学、文学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而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变迁的看法，较诸现代谈文学的人或者还更要清楚一点。理论和文章都很对很好，可惜他们的运气不好，到清朝他们的著作便都成为禁书了，他们的运动也给乾嘉学者所打倒了”；“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很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地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同样用白话写文章，他们所写出来的，却另是一样，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行。然而更奇怪的是俞平伯和废名并不读竟陵派的书籍，他们的相似完全是无意中的巧合。从此，也更可见出明末和现今两次文学运动的趋向是怎样的相同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3、28页。 (19)该奥尔格·勃兰戴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序言第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