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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家基本上都属于士大夫群体，只是有的处于其上层或中层，有的处于其下层而已。中国古代文学家很多都做过不大不小的官，对此西方人觉得很新鲜，于是他们翻译编纂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书籍，在介绍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时，都会注明是“官员、文学家”，而对此习以为常的我们，反而会觉得很奇怪。进入士大夫群体上层或中层的文学家，多兼官员和学者、作家几重身份，多进入仕途，有的甚至在宦海沉浮了一辈子。处于下层者内心的自我定位也把自己设定为这样的身份。他们中很少有人把自己看成纯粹的文学艺术家，几乎都热衷于政治。从高处说，他们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从低处说，在仕途上光宗耀祖对他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功名利禄子女玉帛之奉也毕竟是人生中最实在的东西。于是他们就自然要卷入官场的角逐，政治便成为他们的整个生活——包括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文学家们以文学作为参与政治的工具，描绘政治理想，抒写政治抱负，阐述政治见解，展示政治态度，发泄政治上失意的苦闷，揭露社会黑暗，表达对民生疾苦、国家命运的担忧等等。政治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轴心，因此现实主义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当然，这一文学传统有得有失，相对来讲，中国古代文学对人性、个人自由、爱情、自然、幻想世界等的探索和描写就不够细致深入。 政治对文人和文学的影响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重大社会变革或总的政治氛围对文人和文学的影响；二是某些政治制度的确立，某种政治事件的发生，甚至某个重要政治人物的进退对文人与文学的影响。我在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后一层面。因为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并非没有关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但大多停留在对前一个层面的一般性描述上。如果我们对每个历史环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具体的考察，许多文学现象将会得到更透彻的说明。 明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尤其密切，往前看也似乎只有宋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可与之相比，这是因为宋、明两代士大夫的政治参与度更高，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更大。明代文学思潮演进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直接关系。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即体现为依附张士诚集团的元末吴中派与追随朱元璋集团的明初浙东派之间在文坛上主导地位的嬗替，而这与元明易代和朱元璋集团消灭张士诚集团直接相关。继明初浙东派而起的台阁体垄断明前期文坛长达百年，这又是洪武、永乐两朝实行高压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以及朱元璋废除宰相、建立内阁制度和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等政治事件的直接结果。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与明孝宗相对开明的政治行为及明武宗初年发生的宦官刘瑾擅权事件有密切联系。嘉靖年间后七子复古运动卷土重来，又与当时反严嵩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与之抗衡的唐宋派作家则与严嵩集团比较接近。从嘉靖、隆庆到万历年间，唐宋派、后七子等文学流派的此消彼长，竟与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首辅大臣的升沉进退息息相关。⑤明末复社、几社等文学社团，又积极投身到反对魏忠贤“阉党”余孽和抗清救明的政治斗争之中。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政治斗争关系不那么紧密的文学家和文学现象，其实与政治之间也存在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如归有光的政治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即取决于徐阶、高拱的暗中操纵；严嵩的盛衰决定了胡宗宪的荣辱，而后者又决定了徐渭一生的遭际。只要读一遍《汤显祖诗文集》，就知道汤氏曾怀有多么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在关注朝中是非、朝臣起落和自己的进退上花了多少心事。上《论辅臣科臣疏》一事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他将会走一条怎样的人生道路，是否还会写出不朽之作“临川四梦”，都是一个问号。而他之上此疏，乃是受张居正、申时行相继执政期间朝政的刺激。不了解这些文学家们所处的政治背景及所参与的政治事件，要准确把握其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的复杂动机和真实意义是根本不可能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