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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编写，除了关注以“人”系“文”的传统思路，还应该注意到文本细节、文本系统层面蕴含的时代性文学价值与思想价值。汉魏六朝文学文本中正文文本、注文文本等不同文本文字的共生共存，文学文本与其他部类文本(如经部、史部、子部等)之间的交流、互动，造成了文学文本的多层次和多系统。这是文学文本复杂性产生的重要根源，为汉魏六朝文学的综合性研究提供了条件。多系统文本具有“衍生性”与“开放性”特征，由此可以使我们重新认识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文本形式的变化、文本的书写与传播以及当时文学史的真实进程等问题。多系统文本的综合性研究，可以从更大的文化意义上扩大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思想史的书写视野，拓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为探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形成与衍变提供新思路。 关 键 词：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系统/衍生文本 作者简介：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世纪十余年来，如何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创新”与“突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经多次学术讨论，理论和方法上虽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但并未影响研究者对古代文学读书法、研究法的思考与探索。近年来，“回归文学文本”，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北美的文学研究者如宇文所安、柯马丁、田晓菲等人，已经在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研究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引起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从目前的研究实践效果看，“文学文本研究”不仅可以拓展传统文学研究的思路，尽可能还原文学史的真相，帮助我们从理论层面认识、诠释文学在内容、形式上存在的诸多问题，而且还可以上升到文学史或文学思想史层面，透过文本层次、文本系统的复杂性，寻绎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思想史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文本”是西方阐释学中常用的一个术语。拉丁文中，“文本”的原意是“编织”。①所谓“文学文本”，西方学者目前多数接受保尔·里克尔(或译作“保尔·利科”、“保罗·利科尔”等)的定义，即“把文字固定下来的任何言语形式都叫做文本”。②这充分体现了文学文本的开放意义，③不仅包括狭义上的文学实体——“作品”，而且将广义上的字、句、段、章、篇等等，都纳入“文学文本”的范畴。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心目中的“文本”概念，与西方阐释学不尽相同，研究方法上也必然存在很大差异。这是由东、西方不同的语言组织与结构形式所决定的。根据中国古代文学的构成特点以及古代汉语的表达方式，笔者尝试将中国古代文学语境中的“文学文本”的定义理解为：狭义上指的就是文学作品(选本、单部著作、单篇作品等)；广义上指的是由一个或几个句子组成，具有相对完整意义和封闭结构的独立系统，最基本的单位是句、段、节等(单个汉字仅作为构成文本的基本要素之一，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的独立单位)。本文将结合广义、狭义两种概念开展研究。 “文学文本研究”，④与中国传统的文学鉴赏、文献考据、理论分析皆有很大不同。最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开始在理论层面思考“文本层次”、“文本系统”、“文本复杂性”等问题，从不同角度推进了文学研究的进展。然则，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其在具体文学文本中的应用情况如何，还亟待进一步讨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考虑，所谓的“文本研究”，绝非仅止于通过诸多文本比较来确定某一文本的文字写法或史料记载之正误，而是应该通过文本研究深刻揭示文本承载着的思想史、文学史或社会史价值。本文拟主要从汉魏六朝文学的“文本系统”入手，考察对其开展综合性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以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多较为关注单一层面的文本分析，要么对其正文，要么对其注文，对二者形成的“综合性文本”则鲜有考察。事实上，正文、注文以及二者结合之后产生的新文本，蕴含着著者、选者、注者的多层次的综合学术考虑，甚至还包含着历代读者复杂的阅读体验与学术思考。这种“文本层次”，预示着文学文本具有了“多系统性”。 汉斯—乔治·鲁普雷希特称“学者们视文本为多系统研究对象”，他认为要思考“文本共性的问题”，“首先应该思考一下‘总体文本’(TG)的概念”。他引用格里韦尔的定义，认为总体文本是“可默记的或已经熟记的‘活’文本的整体，是现有文本——我以为应该是现实化后的文本——的文本间性的背景，因为它们比肩而立，遥相呼应”，总体文本是“具体文本的材料”。⑤这其实就已经关注到文学文本的“系统性”问题。这种认识，与一般的“互文性”概念具有某种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针对中国古代文学文本来说，这种认识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学文本，完全具有开展多系统性研究的可能性，是对文学文本更为深入研究的尝试。 为方便研究，结合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的特性，笔者将汉斯—乔治·鲁普雷希特所言“总体文本”与“具体文本”的提法，修正为“一般文本”(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由众多具有独立性的文本共同构成的一个综合性文本系统，并且能为其他文本提供材料来源，其中包含更小的文本单位如句、段、节、篇等)与“个体文本”(某一独立的特定文本如单个句子、段落、章节或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单篇作品、单部著作等)。 一、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多系统性”结构 中国古代文学文本，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复杂性与多系统性问题。所谓文学文本的“多系统性”，即指文学文本之间，或文学文本与古代其他部类文本(如经部、史部、子部)之间，由于文献选择、记录、交流、互动而产生的复杂的文本整体性、层次性与结构性。任何一个貌似独立的文学文本，在“多系统”文本结构形成之后，都成了诸多文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交流、互为补充的重要一环。在文学研究过程中，独立文本、多系统文本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对象，而多系统文本则是拓展文学研究并将其提升至思想史研究层面的基础。 汉魏六朝是中国古代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深入发展的时期。纸张的发明与应用，注疏体的出现与流变(包括自注、子注与他注的使用和传播⑥)，写抄本的盛行与流传，传统意义上的选本、诗文评的产生，可以说带来了中国古代史上的一次文本革命，造成了文本形式、文本生产与再生产、文本接受与传播的重大转变。这一方面快速增加、提高了文学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造成了文学文本(包括其他文本)的多层次、多系统性。尤其是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多系统性”问题，对了解当时与儒学、史学、玄学并列的“文学”发生与发展的进程，拓展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汉魏六朝文学文本具有“多系统性”文本结构，我们可以从“正文文本”与“注文文本”两个文本形态入手，展开讨论。 第一，正文文本。 所谓“正文文本”，是一个与“注文文本”相对的概念，即文字写定、作品完成后的原始文本形态。为了研究方便，我们拟从选本、单部著作、单篇作品三种文本形式入手进行分析。至于更小的文本单位如句、段、节，则分散在这三种文本中综合考察。 1.选本 本文所说的“选本”，既指对诸多作品的选录，也指同一作品对前代文本文献(语词、句子、段落)的综合性选录与使用，其“选”的特征格外突出。 如果将“选本”理解为是从众多文本、文献中选择材料而成，先秦的《尚书》、《诗经》、《春秋》、《论语》与汉魏六朝的《史记》、《汉书》、《三国志》、《诗品》、⑦《文章流别集》、《世说新语》等等，都可以算作“选本”之列。其中被排除在外的文本或材料，就成了与选本文字相辅相成、互为犄角的佚文或“余料”。有人将《孔子家语》、《孔丛子》看作《论语》之“剩余”材料，就是这个原因。这种“选本”及其佚文或余料，构成了一种基于复杂材料基础上的文本关系，为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尚书》文本，其篇目本身就说明了文本背后有一种取舍、选择关系存在。逸《诗》、逸《书》材料的发现，也证明它们曾有一个“选”的过程。《史记》、《汉书》更是在诸多文本、文献基础上选择形成的。钟嵘《诗品》，从诸多作家、作品中选择出作者属意的人名或篇名进行评价，而未被选入者，就会与《诗品》中被选人者形成一种文本、文学上的对应关系。将二者互相比较，可以深入揭示一般文学史上难以发现的问题。 同一选本中的不同“个体文本”，很容易形成多系统文本关系。《诗品》前录李陵，称“其源出于《楚辞》”；后录魏文帝，称“其源出于李陵”。此处所言“源出”，当然首先指的是二者之间的整体文学风格，但就诗歌源流与文本发展的角度而言，也有前后文本继承的关系。也就是说，读者读到《诗品》提及的作家时，除了想到他们作品的文学风格，还会联想到与其风格相近的其他文学作品(文本)，并在头脑中以回忆、想象的形式将其纳入《诗品》文本中来，以印证钟嵘所言“源出”的合理性。这就在同一选本中形成了不同“个体文本”的对应关系。今天我们所见《诗品》中虽无李陵诗、魏文帝诗与《楚辞》作品，但在《诗品》内，则确实呈现出李陵与魏文帝、李陵诗与魏文帝诗、《楚辞》与李陵诗的不同对应关系。 《诗品》中，李陵、魏文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五言诗发展线索：李陵“其源出于《楚辞》”、魏文帝“其源出于李陵”，其下，应璩“祖袭魏文”(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嵇康“颇似魏文”；王粲“其源出于李陵”(刘琨、卢谌“其源出于王粲”)(张协、张华“其源出于王粲”，袁淑、王微、王僧达“其源出于张华”、鲍照“其源出于二张”)(潘岳“其源出于仲宣”，郭璞“宪章潘岳”)。此处虽不能完全揭示当时五言诗传承之关系，但钟嵘的认识，却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不同作家、作品构成的文本系统图：《楚辞》、李陵诗是一个初级文本发展线索，王粲、魏文帝与李陵诗构成一个二级文本发展线索；应璩、嵇康与魏文帝诗构成一个三级文本发展线索，刘琨、卢谌、张协、张华、潘岳与王粲诗构成一个三级文本发展线索；陶潜与应璩诗的文本关系在四级发展线索层面上，袁淑、王微、王僧达与张华诗以及鲍照与二张诗、郭璞与潘岳诗皆构成四级文本发展线索。⑧如果按照《诗品》的说法，将作家、作品分别追根溯源并将其作品风格一一对应、比较分析，可能会揭示出更多层次、更多系统的文本关系。这样的话，就将本来看似简单的文本复杂化，有利于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审视作者文学思想的源流与影响、作品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变化，文学的审美意蕴也就能够得以更大程度地揭示。 同一选本中的某一“个体文本”，也可以与选本外的文本构成一种“虚拟式”多系统关系。钟嵘《诗品》卷上有《汉都尉李陵》，⑨未收苏武诗，但《文选》卷二九《杂诗上》录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苏武《诗四首》。逯钦立怀疑苏武诗“本为李陵诗，好事者以其总杂，故妄增苏武名字”，⑩但无论如何，《文选》、《诗品》时代，已经有文本开始同时接受苏李诗，则是事实。《文选》选李陵、苏武诗，《诗品》选李陵、舍苏武，其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文本呈现，从文学接受与传播的角度看，却给后世读者以不同的文本体验：《文选》选同时代李陵、苏武五言诗作品，表面上呈现的是单一的文本层面，但李陵《与苏武诗》和苏武《诗四首》文本却还可以互相作为对方的“补偿文本”(能够为理解另一个文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或线索的文本，二者不一定在同一文本层面，但却具有某种内在的文本关系)，成为阅读者理解、体验双方诗歌主旨与思想情感的重要参考；《诗品》选李陵、舍苏武，使得李陵诗成为《诗品》文本中的一分子，而与李陵诗关系密切、保存在《文选》中的苏武诗，却成了《诗品》文本之外、阅读者头脑中的“虚拟文本”(即真实存在，但尚未与同类作品出现在同一文本层面，而是保存在同时代其他文本中，可以在阅读者头脑中形成想象，并与不同文本内的同类作品形成阅读互补关系的文本)，熟悉李陵、苏武的阅读者在遇到李陵诗的时候，头脑中自然会将《文选》苏武诗纳入《诗品》文本与李陵诗比较，从而使得“虚拟文本”通过读者的回忆、想象等方式进入《诗品》，成为读者阅读体验中有价值的“补偿文本”。由此可见，“补偿文本”无论是否在同一文本之内，二者皆可形成一种文本系统关系，为文本研究带来更多可能性。另外，汉魏六朝“拟作”，对文本多系统关系的反映更为显豁，如蜀汉郤正《释讥》模拟崔骃《达旨》，而《达旨》又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一脉相承；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拟古诗，既有字模句拟，也有意境、句法、声律、体式等方面的继承与创新。这些拟作，无论是否在同一文本中，它们之间形成的“补偿”、“虚拟”等多系统关系更为明显，值得研究。 汉魏六朝文学选本的文本“取舍”，既能体现出选家的文学观念，也能体现那个时代的整体文学风气。《诗品》选李陵而舍苏武(《文选》同时选二人)、选徐淑与班婕妤而舍蔡琰、选赵壹而舍张衡(《玉台新咏》有其五言《同声歌》)与蔡邕(《玉台新咏》有其五言《饮马长城窟行》，《文选》题“佚名”)，皆有选家对“文学文本”的不同认识。与钟嵘、萧统同时，已经有对文学作品真伪的争论，如《文心雕龙》即称：“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11)这说明大致同时代的四部书对一些作品的真伪认识各有差异：《玉台新咏》选蔡邕，《诗品》、《文选》、《文心雕龙》三书皆不选蔡琰、蔡邕，可知四书对二人作品真伪或其文学价值认识有差异；《诗品》选李陵、舍苏武，《文选》同时选二人、《文心雕龙》及《玉台新咏》同时舍二人，可知四书对李陵、苏武诗的真伪认识也有差异；《诗品》、《玉台新咏》选班婕妤，《文选》、《文心雕龙》皆舍班婕妤，可知它们对班婕妤诗的真伪认识也有不同。此类不同的文本取舍，足以从细节上揭示当时文学观念的差异与文学审美价值的取向，甚至能够反映时人对文学性质与功能的不同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看似简单的“选本”，其实也有着复杂的文本系统与文本层次。不仅《诗品》，汉魏六朝其他作品如《古诗十九首》、《文章流别论》、《翰林论》、《文选》、《玉台新咏》等等，都存在此类文本系统问题。 类书也具有“选本”性质。《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在选用经、史、子、集文本时也有其特定的处理方式与文本层次的考虑。如《艺文类聚》选用材料时，多有“艺文”之考虑，故选用史学文本材料时，必然会删除大量的史实性叙述材料。但是，类书中也存在完整保留文本原貌的情况，涉及典章、制度、风俗时，尤其如此。如《初学记》“模范、表仪”条引扬雄《法言》与韩婴《韩诗外传》，文字与二书的今传本完全一致。但类书表现出来的文本层次，与《文选》注中同一则材料之下各个注本形成的文本关系有相似之处，如《初学记》“主善、司成”条，引《尚书》、《礼记》、《礼记》郑玄注；郑玄注附属于《礼记》，二者构成的文本，与《尚书》文本形成并列关系。与《文选》注本不同的是，《初学记》列举的文本，具有各自特定的文本功能，即看似并列的文本，其实针对的对象不同。这就大大扩展了类书的文本功能。另外，这种不同，又因为意义的接近被链接起来，构成了一个更为广泛而统一的完整结构，如上述《初学记》“模范、表仪”条，实际上《法言》释“模范”、《韩诗外传》释“表仪”。这种表面上的各自解释，却因为“模范”、“表仪”之内涵的接近而被黏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文本结构，其意义就在于：读者在有限的阅读时间与文本空间内，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文献信息与文本内容。这种复杂的文本结构，大大浓缩了旧文本的信息含量、丰富了新文本的结构机制，在造成文本多系统性的同时，也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即多系统性文本下的新文本。这种情况下，读者不必大量翻检其他典籍，就可以迅速掌握大量的文献信息。唐代文学的繁荣，尤其是唐代文学文本的高产量，与汉魏六朝时期的这种文本多系统性不无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