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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系统文本的“开放性”及其文学意义 衍生文本的产生告诉我们：文本在流传、阐释、再书写过程中，会导致大量新文本的产生，致使文本系统不断复杂化，并呈现出“开放性”特征(所谓“开放性”，即文本产生后，给读者留下了积极介入并进一步阐释的文本空间)。这种多系统文本条件下产生的“开放性”，会导致“衍生文本”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衍生文本”与产生于其前的“原始文本”产生在不同历史时期，二者具有非常明显的时间先后关系，且每一个衍生出的新文本，都是不同“时间点”上的产物；第二，“衍生文本”与最早产生的某“原始文本”在同一“时间段”内产生，是对同一材料差异性记载的新文本，数量可能不止一个。 战国秦汉文献，常被视作一种“公共资源”而成为诸子百家皆能自由采撷的资料库。(24)材料的互相引用、文本的不断衍化、故事的屡被再书写，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文本复杂问题。在没有“版权意识”的古代，这种情况很容易被人理解。但是，在“版权意识”明确的今天，尤其是“自媒体”发达的时代，那些刚刚发生的事情，也很容易被迅速改写或讹传，并且很容易被人视作“谣言”而忽视造成这种现象的文本原因。 其实，故事甫一发生，或者文本形成后甫一流传，即迅速被改造、被讹传的现象，古今屡见不鲜。例如，汉哀帝时期发生的“行诏筹”事件，经历二十六郡国传入长安以后，故事本身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后被写定进入《汉书》不同的本纪、传或志之中，其叙事角度、文本目的也各有不同。(25)这就是同一时间段内出现的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记载的“衍生文本”。这启示我们：文本的产生是确定的，其生产与保存具有“封闭性”特征；而文本进入流传、阐释与再书写环节则具有“开放性”特征。具体说来，文本产生后，其阐释在流传过程中会有不同层次的累积与叠加，表现出鲜明的流传与再书写的开放特征；被反复阐释之后而被再书写形成的“新文本”，可能比最初的文本更真实，也可能更虚妄，但总体上也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这种在“开放性”基础上形成的阐释与再书写文本，无形之中造成了文本的多系统性。并且，那些被再书写的文本，有时比原始文本更具观赏性和阅读性。 文学文本的这种“开放性”，具有一定文学意义，首先，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汉魏六朝文学作品的“真伪”问题，进而了解当时文学史的真实进程，使我们能够建立更为客观、科学的“文学史观”，正确开展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书写。历史上有很多文学作品，因为记载不详，其时代与作者难明，往往被文学史所忽略。从严格的学术史角度看，这种对历史上“真伪难明”作品的“屏蔽”，是可以理解的；但从真实的文学史发生角度看，这种文学史撰写却是不能被原谅的：因为文学史撰写者的个人理解，而将那些有可能曾经在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伪作”屏蔽在文学史书写的“真实场景”之外，是不科学的。 历史上有名的苏李诗，该如何理解?如果从考据学角度看，这些诗作当然可疑。但是从某些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叙述看，苏李诗却真实存在过，并对后世文学作品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钟嵘《诗品》即云魏文帝：“其源出于李陵。”《文选》同时录李陵、苏武诗，就表明了南朝时期某些文学叙述对苏李诗的真实态度。其他如蔡琰、班婕妤诗或托名枚乘、张衡等人之诗，皆同此理。从文学文本的开放性角度分析，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文学史上某些被后世视作“伪造”的文本，在历史上的确真实存在过，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文本，并非当时此类文本的“原始文本”，而是在流传过程中被迅速模仿、再次书写的文本，或者同时出现的同题文本，皆为同时期产生的“衍生文本”。这种“衍生文本”有的因为比“原始文本”更像“真作”而广为流传，倒是真正的文本被视作“伪作”失传了。这就启示我们：汉魏六朝文学，不能简单以作品“真伪”看待当时的文学发展进程；后世文学史书写，也不能以今律古，以后世“真伪”观念取舍文学作品，或以今人主观认识规划汉魏六朝文学史的书写，否则，就会造成汉魏六朝文学史的“残缺”或“脱节”。广而言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古代社会史、政治史等等的书写，是否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其次，文学文本的“开放性”，有助于我们认识汉魏六朝文学复杂的文本世界(比如衍生文本的生成过程、各文本文献歧异产生的原因和彼此之间的文本联系)，从而理解文本在作者、读者之间产生的不同的文本解读或阅读体验，以及文本在书写、传播等环节造成的不同影响。《三国志》即包含着多重文本系统：陈寿正文文本、裴松之注文文本、注本引三国其他史书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之文本、裴松之考证按语文本，等等。这些文本，体现了各种文本材料的不同性质：当世亲历、耳闻、口传与记载，后世阅读、考证、分析与判断。同时，这种文本系统，呈现出一种文本纵剖格局，其不同文本剖断面的叙事，后来被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选择性使用，成为《三国志》“衍生文本”的经典之作。例如，《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曹公南征表，会表卒。”题名王粲《英雄记》、王沈《魏书》分别记刘表“上备领荆州刺史”、“托国于备”，与《蜀书》不同；裴松之注考证称《英雄记》、《魏书》记载为“不然之言”。(26)《蜀书》、《英雄记》、《魏书》作者时代大致同时，呈现出同一时代对同一事件记载的差异；裴松之的考证在百年之后，呈现的是不同时代读者对同一时代不同记载的分析判断。这些问题，显然能够体现不同作者与读者对相同文本文献的不同解读或差异性阅读体验。在此，这些不同层面的文本体现出不同的文本系统及其开放性特征：《蜀书》的记载为亲历者材料，《英雄记》与《魏书》的记载为敌对国传闻材料，裴松之的考证按语为后世阅读分析材料。从文学性上说，《蜀书》较为写实，《英雄记》、《魏书》则具有传奇色彩。裴松之的分析虽有合理性一面，然而也属于“衍生文本”的附属文献，并不能完全遮蔽其他两个“衍生文本”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衍生文本”的文学性虽然有差异，但其性质是一致的。为塑造刘备这一人物形象，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后来接受了《英雄记》、《魏书》的记载，无疑是从文学创作角度将各个“衍生文本”放在同一水平面上考虑其材料价值的。这种做法，有尽量迎合读者欣赏趣味的文本目的，无疑会提高在综合性基础上形成的、经过修正的“新文本”的地位。从文学普及与鉴赏角度看，后世读者知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者多、知陈寿《三国志》者少，就是这个原因。这些问题，已经属于文本书写、传播等各个环节产生的综合影响。 文本产生之后，在流传、阐释过程中出现的再书写的“衍生文本”，与“原始文本”具有内在的“血亲”关系。在“原始文本”亡佚、失传的情况下，开放性的“衍生文本”无疑成了研究“原始文本”的唯一线索。通过“衍生文本”，我们可能无法完全还原“原始文本”的旧貌，但这并不影响文本的文学价值，因为读者从“衍生文本”中一样可以获取文本阅读的审美体验与文学享受。《诗经》、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等作品，无不是“衍生文本”的典范之作，我们从中欣赏到这些文学作品的魅力即可，不必穷根究底去找寻产生它们的“原始文本”的作者、时代或地域。文学研究有“回溯历史”的目的，更有“展望未来”的功能，而后者的意义应该更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