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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系统文本的“衍生性”与“流动性”问题 多系统文学文本，既对文献具有开放性，又包含着作者(编者)对文本的精心设计与考虑，会造成文学文本中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变化(如文本叙事的“扩大化”)以及文本复杂性、丰富性的不断增加，反过来又会导致“衍生文本”(即某文本产生之后，后来又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文学主题基本一致、但具体表述有所改变的新文本，二者之间具有成书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的不断产生。相应地，文本叙事的扩大化与衍生文本的产生，又不断增加了文本系统的复杂程度。 注文文本的存在，从直观上证明了正文文本文字的来源或出处，从而使得注文文本的“原始文本”(即注释文字所在的原始典籍，有时并非照搬原文。在这里，无论是对“注文文本”还是对“衍生文本”而言，“原始文本”指的就是它们演变或被选用之前的最初文本)成为“一般文本”，并且成为正文这个“个体文本”的材料来源；而“正文文本”则具有了“衍生性”，从而成为注文“原始文本”的“衍生文本”。但正文有时截取的仅是注文“原始文本”的个别信息，作者认为无用或无关的信息就被人为忽略了。这是“衍生文本”产生的一个基本原因。例如，左思《蜀都赋》：“其间则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文选》注引扬雄《蜀都赋》：“瑕英江珠。”扬雄《蜀都赋》原文则为：“于近则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文选》注仅仅截取了扬雄《蜀都赋》的“瑕英江珠”，使得与左思《蜀都赋》“江珠瑕英”的表述完全一致。(16)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很容易将扬雄《蜀都赋》此句视作“一般文本”，左思《蜀都赋》此句就成了“个体文本”，且是在“一般文本”基础上产生的“衍生文本”(某种程度上，“个体文本”实际上就具有“衍生性”特征)。比较二者文字，可知左思《蜀都赋》截取的仅仅是扬雄《蜀都赋》的个别文字(即：“瑕英”、“江珠”)，“于近则有”、“菌芝”、“玉石”等文字则被忽略了。但二者的文字“交集”(“瑕英”、“江珠”)，则将两个文本联系起来并形成一个复合文本的同时，又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崭新的文本结构与视图。从这里很容易看出来：在多层次的文本中，“一般文本”在“个体文本”的遮蔽之下，但却是“个体文本”的重要文献来源之一；“个体文本”是借鉴、改编、接受“一般文本”文字材料的产物，并且具有“衍生性”特征。 这是从具体文字上说的，从作品的整体评价上说，也是如此。同一个文本材料，在不同文本中的差异性表述，会呈现出不同的人物形象。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列传·陶潜传》与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四《隐逸列传·陶潜传》皆有记载，二史主要的不同在史书文本正文对陶潜的叙述：《宋书》“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17)在《晋书》则为“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18)其中“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显然是唐人的评语。《晋书》的史家评论之词，较《宋书》为多。如果不看《五柳先生传》文字，读者从《宋书》获得的陶渊明形象，就与《晋书》获得的有所差异：如果说《宋书》的“少有高趣”仅仅涉及陶渊明的个人情趣，《晋书》中的“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则涉及个人情趣、文学才能、性格与交际情况等各个方面，已经是一个较为丰满、完整的人物形象。如此说来，《宋书》、《晋书》就给我们提供了两种文本表述。这是文本衍生的开始。 作者(编者)对文本的刻意安排，使得不同文本呈现出不同的文本面貌。这一点上，《五柳先生传》表现得尤其明显，如与《宋书》、《晋书》相比，唐李延寿《南史》卷七五《隐逸列传·陶潜传》的记载已有变化：第一，将本来在《五柳先生传》中的“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调整到正文文本，并修改为“宅边有五柳树，故常[尝]著《五柳先生传》”，删除了“因以为号焉”；第二，将《宋书》、《晋书》的“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之“以自况”调整到《南史》正文，放在“其自序如此”与“时人谓之实录”之间。(19)李延寿这种删改“原始文本”文字的做法，不仅不符合史家撰述传统，也违背了文学的基本规律。但无论如何，《五柳先生传》在不同时期与读者群中，已经衍生出不同的文本面貌。 如果说，《文选》正文文本、注文文本所载陶渊明诗或其他相关文本(如颜延之《陶征士诔》)，尚不至于使读者对陶渊明的人物形象、文本表述产生困惑，至《宋书》、《晋书》、《南史》的《陶潜传》，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上文为例，对于三个史书文本中陶渊明的形象与文本记载，读者应该信从哪一个文本的材料呢?从文献成篇时间来说，当然是《宋书》的记载最早，但结合陶渊明诗文理解，又不能轻易说《晋书》、《南史》的记载毫无道理。就陶渊明的形象变化而言，后世读者很容易将《宋书》之后的记载视为“衍生文本”表述。 同样，文学文本带来的“碎片化”问题，更容易造成文本系统的复杂化，导致衍生文本的生成。唐胡曾《咏史诗》卷下《彭泽》：“英俊那甘屈下僚，便栽门柳事潇条。凤凰不共鸡争食，莫怪先生懒折腰。”其注所引《晋书》，是一个高度浓缩与概括的《晋书》，也可以说是简略化的文本。尤其是对《五柳先生传》的转引，仅保留了“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后面的“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等等，就完全被省略了。(20)这当然是为了使得史书文本适应诗歌中的“门柳”和“懒折腰”。但这种处理，就会使得不同读者从这个文本中获得不同的陶渊明形象。史书文本的文学化(或者说文本叙事的“扩大化”)，是造成文本结构发生变化、不断产生衍生文本的主要原因。这就给读者带来了“文本流动”的感觉。 其实，“文本的流动性”也有其积极意义，即造成了文本文学性的不断增强与衍生文本的再生产，进而导致叙事文本的“扩大化”。以“凤雏”形象为例，我们可以来说明这个问题。后世常将庞统与诸葛亮“卧龙”并列，称其为“凤雏”。陈寿《三国志》记载庞统称“性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其才，时人怪而问之”，(21)其纵论天下大势，口吻、胸襟如诸葛亮，确有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的资格。但以“凤雏”称庞统，且将诸葛亮、庞统并称“卧龙”、“凤雏”，最早记载见于东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又称《襄阳记》)所引西晋张辅《先贤传》，(22)其后，《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李善注等多引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之说。值得注意的是，张辅《先贤传》、习凿齿《襄阳耆旧记》曾称诸葛亮、庞统为“卧龙”、“凤雏”之说乃“乡里旧语”、“旧目”。(23)由此可知，当时襄阳一带，很早就流传着以诸葛亮、庞统为“卧龙”、“凤雏”的说法，张辅、习凿齿不过是将民间流传的“旧语”写进了文本。从这里我们看到，西晋张辅《先贤传》已有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之说，东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沿用此说，南朝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萧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包括后来的李善注《文选》)等已经引用习凿齿的记载，刘孝标写作《广绝交论》则使用了“龙翰凤雏”之说。这样的话，正史文本未曾记载的事情，经过杂史、杂传类文本之记载，进入文学文本(如《广绝交论》、《文选》注)后，就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说法。“凤雏”与“卧龙”并称，不仅符合中国古代叙事对称的习惯，而且更增加了文本的文学色彩和叙事张力。从《三国志》、《襄阳耆旧记》至《广绝交论》、《文选》注，文本的叙事在不断“扩大”，其文学性也在不断增强，文本衍生也在不断发生。 多系统性文本的“衍生性”与“流动性”，是造成衍生文本的主要动力，其中蕴含着不同的学术、文学甚至政治思想的指涉。尤其是，除了以往我们认为的编纂者为本学派学术思想或者政治需要而人为地改造文本，民间素材进入文本之后，其传奇、异闻因素必然导致文本传播的迅速扩大，同时造成了文本叙事、文本改写的不断扩大。在这里，文学传播对文本变化与生产的作用就特别明显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