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赋体“用瑞”是指在赋体创作过程中援引符瑞或直接以符瑞为述写对象。赋体“用瑞”在两汉时期的流行、魏晋六朝时期的衰落以及在唐代时期的复兴，展示了赋家赋体观念的演变历程：两汉时期，赋体创作承载“致用”理念，溢美王权政治，赋体与符瑞契合无间；魏晋六朝时期，赋体创作摆脱经学桎梏、关注民生体悟，赋体与符瑞渐趋疏离；唐代时期，科举试赋，赋体创作凸显王权话语，赋体创作与符瑞再度融合。这种赋体与符瑞的疏离融合状态，反映出各个时代赋家对政治诉求与关注的程度不同。 关 键 词：赋体/“用瑞”/赋体观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先唐符瑞文化研究”(编号：13BZW057)。 作者简介：龚世学(1978- )，男，湖北随州人，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符瑞，或称之为“祥瑞”、“瑞应”、“祯祥”、“符应”、“嘉瑞”、“嘉祥”、“休征”等，是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征验与吉兆，是一种糅合了先秦以来的天命观念、征兆信仰、德政思想、帝王治术等因素的“神道设教”，是用以巩固统治、粉饰太平的政治文化体系。[1]稽考汉唐赋体作品，“用瑞”现象较为普遍，其中以唐代律赋为最，两汉赋次之，魏晋六朝赋则较少。赋体“用瑞”葆有颂美时政、粉饰太平的政治目的，赋体“用瑞”的变迁，既反映出赋体创作与王权政治的疏离融合状态，又是汉唐之际赋体观念演变态势的外在表现。囿于各种原因，赋体“用瑞”现象虽广泛存在于赋体创作之中，然而学界对此却关注不多，本文对汉唐时期赋体“用瑞”现象略作梳理与分析，请方家指正。 一、汉赋“用瑞”：干禄、讽谏与颂汉风尚的确立 汉代赋体观念的延展，可以说是围绕着“致用”与“审美”这两个观念的交织冲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要之，“致用”又是其主流。 汉代早期的赋家如枚乘、司马相如等，在汉赋兴盛之初，尚未能清晰地思考出汉赋创作的真正动机是为了“致用”还是为了“审美”。但是，明显的事实是，赋体的创作给一大批文士带来了仕进与荣升的机会。如武、宣之世，伴随着天子礼乐制度的建设及完成，朝廷开始大量招募言语文学侍从，献赋作颂，一批重要的赋家被揽入皇室。《汉书·严助传》载：“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2](P2775)在这批文士中，有的早已因赋体创作而声名鹊起，如枚乘；有的则因为一赋之功而见重当时，如司马相如。他们入主中朝官系，身任郎官，长期伴随君王左右，待诏献赋，献赋之风由此而热。可见，至武帝时，赋体创作确乎已与朝政和仕宦之路建立起了某种联系。从这个层面上讲，汉初赋体的创作动机就是为了“致用”。然而，汉初赋家“致用”的创作动机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来自皇室的打击。汉初赋家作赋献赋虽为干禄，施展政治抱负，而皇室招揽赋家，却主要为了审美取乐、粉饰太平，倚重的是赋体的审美愉悦功能。宣帝云：“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赋体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2](P2829)宣帝对赋体的欣赏，看重的仍是赋体的审美愉悦功能。此前的武帝读司马相如赋，发出“恨不能与此君同时”的慨叹，主要亦是出于此种层面的欣赏。不过，汉赋兴盛之初，因赋体创作观念模糊，还不会将赋体创作的“致用”与“审美”动机对立起来。 随着赋体创作的盛行，自成帝之世起，汉赋创作进入了第二个高潮。此时，赋家赋体观念越发明晰，“致用”与“审美”之间的冲突渐渐凸显。这一时段，代表人物是扬雄。从现存文献来看，自待诏承明殿之时起，扬雄即对传统诗学理论中的“风谏”说产生了兴趣。此后，随着扬雄文坛领袖地位的逐步确立，扬雄的赋体创作愈发凸显了“风谏”这一“致用”主题。如其在《河东》、《长杨》、《羽猎》诸赋创作之中，特意附加一则序文，并藉此来直接说明自己匡主干政的创作动机①。可见，扬雄对“风谏”之说的高度推崇和身体力行，其用意无非是想强调赋体创作确能关乎朝政，赋体本身亦具有高贵品格。[3]因此，扬雄希望其赋体创作能发挥政治效用，能获得更多的认同与尊重。然而，扬雄的这一希冀却与当朝君主审美愉悦的倾向构成了冲突。面对这种冲突，扬雄、枚皋等人也曾努力并试图解决之。但是随着其努力和尝试的屡屡挫败，他们的内心产生了沉重的无奈与失落之感，故此枚皋发出“为赋乃俳”②的悔叹，扬雄发出“童子雕虫”③的自贬，从而又否定了赋体创作的“致用”意义。 真正从理论上绾合赋体创作过程中“致用”与“审美”冲突的是东汉时期的赋体大家班固，这是两汉赋体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班固的赋体观念主要体现在《两都赋》序文当中，在序文中，班固对赋体创作进行了三个层面的解释：一是历史的层面，“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这说明了“诗”是王权的话语及之后之衰落；二是现实的层面，“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这说明“赋”承“诗”是王权话语的复兴；三是历史与现实的功用层面，“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这说明汉人解“诗”之“美”、“刺”与作“赋”之“讽”、“颂”是相契无间的。这代表了汉人的普遍意识，其中也内涵了历史的“王治”精神。[4]在班固这种赋体观念的导引下，汉代赋体“讽”、“颂”之“致用”思潮与“润色鸿业”之“审美”需要契合起来，使盛汉“天人合应，以发皇明”的时代需求和赋体“铺采摛文”、“辞藻竞鹜”文体艺术特色的辅成相映[5]。至此，汉代赋体观念中交织纠结的“致用”与“审美”的冲突，宣告结束，汉赋经典的地位也得以确立。然而，班固对赋体颂美功能的刻意强调，加之在实际的赋体创作中，赋体“曲终奏雅”对讽谏的湮没，赋体“宣上德”的颂美内涵急剧膨胀，颂汉又成为赋体创作一时之风尚④。 可见，汉代赋体观念的演变，由汉初献赋干禄风气的盛行对“致用”思潮的强调，到西汉末赋体“致用”“审美”观念的冲突以及对赋体讽谏功能的强调，再到东汉时期“致用”“审美”观念的绾合而带来的颂汉风尚的确立，赋体的创作一直都是围绕着政治而展开的。一方面，赋体创作的“致用”动机是为了干禄、讽谏等政治目的的达成；另一方面，赋家要达成这种政治目的，必须要认同这种政治形态，并同时要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因此，歌颂功德，溢美时政，论证这种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必然成为汉赋创作的基本主题。也因这个原因，汉代赋家也必然不会将用于颂美最强有力的工具与素材——符瑞弃置一旁。显然，符瑞与赋体的结合可谓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冯良方说：“祥瑞是上天对帝王政治功绩的肯定表扬，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重要资源。汉赋本有颂美的意识，同祥瑞的结合就十分自然。”[6](P319)检视汉赋，“用瑞”现象确乎十分普遍。以收录今存汉赋较为赅备的《全汉赋》为例，《全汉赋》收录汉赋作家八十三家，计二百九十三篇赋作。[7](《例略》)后增至八十七家，三百零五篇，存目三十一篇[7](《补遗》)，计三百三十六篇。据笔者统计，“用瑞”赋体作品计有四十一篇，所占篇目与比例均十分惊人。兹胪列如次： 邹阳《几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扬雄《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覈灵赋》(残篇)。刘歆《甘泉宫赋》。班彪《冀州赋》。冯衍《显志赋》。杜笃《论都赋》、《众瑞赋》(残篇)。傅毅《神雀赋》(存目)。班固《西都赋》、《东都赋》、《终南山赋》、《答宾戏》。班昭《大雀赋》。李尤《辟雍赋》、《德阳殿赋》。张衡《东京赋》、《西京赋》、《羽猎赋》。马融《龙虎赋》(存目)。邓耽《郊祀赋》。王逸《机妇赋》。崔琦《白鹄赋》(存目)。崔寔《大赦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蔡邕《释海》。阮瑀《鹦鹉赋》。王粲《车渠椀赋》。郑玄《相风赋》。陈琳《大荒赋》、《鹦鹉赋》(残篇)。刘桢《清虑赋》。应玚《西狩赋》。刘协《星德赋》(残篇)。张升《白鸠赋》。刘琬《神龙赋》。 在上举“用瑞”赋体作品中，或以符瑞见而歌颂帝王承天受命、践阼登鼎的必然性、合理性。如杜笃《论都赋》述写高祖刘邦之瑞：“天命有圣，托之大汉。大汉开基，高祖有勋，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于东井，提干将而呵暴秦。”[8](P626)以“五星聚东井”之瑞赞高祖即尊位乃天意必然。或以符瑞见而歌颂帝王施政有德，溢美圣德广被，天下太平。如扬雄《甘泉赋》排比众多符瑞，以赞成帝之德：“炎感黄龙兮，熛讹硕麟。选巫咸兮叫帝阍，开天庭兮延群神。傧暗蔼兮降清坛，瑞穰穰兮委如山。”[8](P404) 总之，汉赋紧密关注政治的文体特征使符瑞与之密切关联，赋体“用瑞”因此也成了汉赋创作过程中较瞩目的现象。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正纬》云：“若乃羲农轩皡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鸟之符，黄银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9](P37)其实，汉赋“用瑞”而铺排符瑞，并非“有助文章”那么简单，在今天看来，汉赋之中大量地罗列祥瑞之物，颇有堆砌、笨拙、重复、单调和文字游戏之嫌，……但如果明白汉赋中的这些鸟兽草木与经学有关，多为祥瑞，则又可发现其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以祥瑞数量的众多去体现政治清明、国家太平，最终达到宣扬汉德，为汉代帝王的统治制造合法性的目的[6](P328)，则又可以见出汉赋作家的良苦用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