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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晋六朝赋“用瑞”：两汉遗制与颓世“中兴”的颂歌 相较于汉代，魏晋六朝赋体观念确乎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东汉末年已展露端倪。东汉末年，时局的跌宕、政治的混乱，使赋家大赋创作的激情渐趋消退，同时，由于赋家创作背景的变换，“致用”动机难以再有可供依托的市场，赋家创作的政治服务意识也终于开始渐渐淡化。 具体而言，魏晋六朝时期，赋体创作观念业已脱出了两汉时期政治文学的功利原则和天人合一的经学思想桎梏，并把目光更深刻地投向广阔的现实人生和个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使“人”成为赋体创作的真正主题。相较于汉赋，魏晋六朝赋创作不再以取悦帝王或巩固王权为旨归，而以个体自我的精神追求与情感宣泄为目的；不再看重政教伦理之“致用”，而看重生命与个性之“缘情”。简单地说，赋体创作已不再是政治的附庸，并逐渐褪去了政教的色彩，更多的是注重个性的表现。在这种赋体观念的诱导下，魏晋六朝的赋体创作呈现出了崭新的局面： 其一，抒情小赋的大量涌现。魏晋六朝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10](P177)，社会动荡不安，文土朝不虑夕。赋家们既缺乏歌功颂德的对象，也难有唱赞歌的心绪，更没有时间去构筑洋洋数千言的鸿篇巨著，因而抒发人们性情，描绘周围一草一木的短制，也就应运而生了。[11]可见，社会历史的变迁，使魏晋六朝时期赋体创作的表现基点从囊括宇宙，鸟瞰世界，转为以表现者自我为出发点的感受天地。赋的表现形式，也就因而得以更多地抒发个人内心的细腻感情。[12]也即是说，赋的观照基点的转移，从而拓展了赋体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因此，魏晋六朝赋体创作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发展的方向，显示出了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与倾向，抒情小赋遂成赋体创作之主流。 其二，散体大赋创作题材的拓展。魏晋六朝赋体观念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小赋的创作虽日趋兴盛，但汉赋旧制的影响仍不可小觑。魏晋以来，大赋创作仍在持续，其承接两汉余绪，尚有表现严正重大政治题材的习惯，不过与汉代不同的是，它已不再局限于以国家政治生活为题材，更多更重要的是以个人生活中的大事为题材，如潘岳《西征赋》、南北朝谢灵运《山居赋》等等。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两汉旧制的影响所致；另一方面，也是魏晋六朝赋体观念新变的大势趋导。可以说，魏晋六朝赋体创作，抒情小赋虽是主流，两汉旧制仍有一定数量。 由此可见，魏晋六朝赋体观念的变迁，主要体现在赋体创作意图的演变，即赋体创作由汉代“为社稷”的政治主题转变为魏晋六朝赋体重“缘情”的个人主题。显然，魏晋六朝赋体观念的变化使赋体作家将赋体从“宫廷御用文学”的层面上拉下来，促进了赋体创作与王权政治的分离。然而，这种分离毕竟只是暂时的、局部的。魏晋六朝赋体创作过程中两汉遗制的潜存，加上赋体颂美的政治传统并未真正消失。因此，一旦统一偶现，政治昌明，盛世追慕的创作情怀必然会把赋体的这一关涉政治的颂美传统重新激活，赋体“用瑞”也将再次展现。 检视魏晋六朝赋体，除去数量占绝对多数的抒情小赋，为数不多的两汉旧制仍然将赋体颂美的风尚承袭，并保留着“用瑞”的传统。只是魏晋六朝承两汉旧制的篇目原本少，“用瑞”的更是稀见。笔者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统计，现存魏晋六朝“用瑞”赋体，仅有三十五篇，列如下。 魏：曹丕《玉玦赋》。毋丘俭《承露盘赋》。刘劭《嘉瑞赋》、《龙瑞赋》。缪袭《青龙赋》。傅玄《正都赋》。西晋：成公绥《天地赋》、《乌赋》。傅玄《雉赋》、《相风赋》、《蓍赋》。夏侯湛《玄鸟赋》。傅咸《玉赋》、《桑树赋》、《仪凤赋》、《梧桐赋》。左棻《白鸠赋》。左思《三都赋》。陆机《浮云赋》。嵇含《长生树赋》。东晋：郭璞《南郊赋》、《江赋》。王廙《白兔赋》、《中兴赋》。庾阐《扬都赋》。顾恺之《凤赋》。桓玄《凤凰赋》。南朝宋：孝武帝《华林清暑殿赋》。颜延之《赭白马赋》、《白鹦鹉赋》。江夏王义恭《桐树赋》、《白马赋》。南朝齐：萧子良《梧桐赋》。南朝梁：陆云公《星赋》。北朝魏：张渊《观象赋》。 魏晋时期存赋家一百五十多家，赋作九百五十多篇⑤，加上六朝赋作，数量有数千篇之多。可见，“用瑞”赋体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不过，魏晋六朝“用瑞”赋体，虽篇目较少，然创作时段却相对集中。上举这些“用瑞”赋体，其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曹魏明帝、西晋武帝与东晋元帝三个政治相对清明、国力相对昌盛的“中兴”时期，堪称“中兴之颂”，赋体“用瑞”与政治时局的密切关联再次昭显。 一是曹魏明帝时期。魏明帝曹睿在位的十多年，政局稳定，政治相对清明，是曹魏集团最强盛的时期。一则明帝受乃祖、乃父的影响，雅好赋体；二则因为粉饰现实、宣扬太平盛世的需要，也鼓励赋体创作。这个阶段中的赋体创作，接绪两汉赋体创作的传统，文关讽喻，篇关颂美；有一定的数量，并有一批赋家崭露头角，形成新的作家队伍，如刘劭、缪袭、何晏、韦诞、阮籍、应贞、卞兰等。在这批赋体创作中，“用瑞”倾向十分鲜明，出现了许多以符瑞为题材的赋作，如刘劭的《嘉瑞赋》、《龙瑞赋》，缪袭的《青龙赋》，毋丘俭的《承露盘赋》等。 二是西晋武帝时期。晋武帝统治时期，灭吴，一统天下，随之又减免徭役，与民休息，西晋社会经济日臻繁荣。社会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诗赋等文学创作的隆兴。傅玄、成公绥、张华、潘岳、左思、挚虞、陆机、陆云等并为太康雄才，诗赋创作，一时兴盛。同时，国力的昌盛，使赋体干政的创作风尚复起，“用瑞”赋体也一时增多，如夏侯湛的《玄鸟赋》，傅咸的《桑树赋》、《仪凤赋》，左棻的《白鸠赋》以及左思《三都赋》，傅玄的《相风赋》、《蓍赋》，傅咸的《玉赋》、《梧桐赋》，陆机的《浮云赋》，嵇含的《长生树赋》等，均以符瑞点缀升平、歌功颂德。 三是东晋元帝时期。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廷，是为东晋。东晋立国不久，中兴局面即现，文人不少作品从符瑞角度表达了对晋室中兴的欣悦之情。王廙之《中兴赋》、《白兔赋》，庾阐的《扬都赋》，郭璞的《江赋》、《南郊赋》等，都是这一政治愿望在赋体文学创作中的反映。[13]《白兔赋·序》亦云：“昔周旦翼成，越裳重译而献白雉，著在前典，历代以为美谈。今在我王，匡济皇维，而有白兔之应。”[8](P1571)可见，“用瑞”赋体同样是由政治时局的振兴而出现。 总之，魏晋六朝时期，由于政治时局的变迁与赋体创作观念的变化，赋体创作与王权政治疏离，赋体“用瑞”已成颓势，不过，两汉旧制的潜在影响，中兴时局的偶然显现仍为赋体“用瑞”带来了契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