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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律赋“用瑞”：科举试赋与王权话语的彰显 赋体文学与赋体观念到了唐代，又有了新的变化。明人徐师曾云：“两汉……古赋之流也。三国、两晋以至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变而为律。”[14](P101)所谓唐人之“律”，指的是律赋。律赋源出骈赋，始于六朝，盛于唐宋，其程式特点与一般赋体区别较大，主要在于构体轻巧、讲求限韵、严格格律等。 律赋创作在唐代时期极为盛行。在唐代赋体创作的整体结构中，赋家“千家竞秀、百体争开”，律赋只是骚赋、散赋、诗赋、骈赋、文赋、俗赋等众多赋学体制中的一种，然而，律赋却是唐代赋体创作的主流形式。据叶幼明统计，《全唐文》(含陆心源《唐文拾遗》和《唐文续拾》)以“赋”名篇的作品计一千六百二十二篇，其中律赋有九百五十篇，约占唐赋总量的百分之五十九[15](P107)。另据马宝莲统计，唐赋总量为一千六百二十二篇，其中律赋有九百六一篇，约占唐赋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唐赋作者可具名者计五百五十一人，其中律赋作者为三百五十三人，占百分之六十四。是以律赋在唐代，均为赋中大宗[16](P47)。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律赋创作的盛况，原因很多，但从根本上讲却是源于科举试赋制度的助推。科举试赋，肇端于隋而完成于唐，其所试之赋正是这种体制新巧、讲究格律的律赋。以大历至大和年间律赋创作为例，其时，科举试赋已基本成为定制，故此律赋作家蜂拥而起。李调元《赋话》云：“大历、贞元之际，风气渐开，至大和八年，杂文专用诗赋，而专门名家之学，樊然竞出矣。”[17](P3)“杂文专用诗赋”是指科考中杂文一项专门测试诗赋，并成定制。科举所向，士子所趋，律赋兴盛，势所必然。 既然律赋创作的风行由科举取士制度引发，则律赋创作也必然会受到科举取士制度的影响与左右。从一般创作动机而言，律赋创作是为干禄仕进，跻身官宦，故而律赋创作实为士人仕进的工具与手段，士人若企图藉此荣升，必须首先在律赋创作中彰显其政治观念与才华学识，以此获取王权政治的认可与接纳。当然，比较好的做法便是借赋体创作颂美时政、皈依王权。作为选拔政务人才的科举制度，取士考“赋”，其行为本身就是“王权话语”的体现。[4]由此，自魏晋六朝以来，赋体与政治的疏离关系渐渐扭转，在唐代科举试赋风尚的引导下，赋体重新向政治文学回归。故而许结先生说：“赋学再次向宫廷统一文学的归复，亦即王朝政治制度与赋学的结缘，则在唐代进士科诗赋取士制度的形成。”[18]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赋体创作依附于科举，回归政治，则其强化的必然是“进士大夫于台阁”的致用功能与致用动机，尽管作为宫廷文学之赋体的那种“铺扬德伐”、“温润丰缛”风格以及“赋兼才学”的作用，在考试过程中也得到一定的珍视，但其用于科举取士的“工具”性本身，却决定了其彰显王权话语的御用品格。因此，就赋体创作的主观意旨而言，赋体创作兼具“颂美”与“讽谏”的双重功用，然而落实到实际的科举赋中，士子为了猎取功名，必须迎合王朝政治的需要，加上唐代国力强盛，气象宏阔，凸显颂美而淡褪“讽谏”遂成科举赋的时势所向。也因此，应试赋所代表的王权话语，在秉承前科举时代所树立的赋体经典(颂美与讽谏兼备)的同时，又形成了对赋体经典的重构与偏离。[4]这种重构是赋体形式的嬗变，而这种偏离带来的是赋体讽谏的消弭和颂声的极度张扬。 可见在科举试赋制度的导引下，唐代赋体创作在创作形式与创作观念上确实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就形式而言，为适应科举选材需要，唐代赋体创作虽众体赅备，然体制新巧、讲究格律的律赋成为赋体创作的主流。就观念而言，唐代赋体创作(主要是律赋)受科举取士规约，赋体创作向宫廷政治文学回归，追慕两汉传统，赋体创作干禄致用，热衷颂美的风尚再度凸显。 出于上述创作观念，唐代律赋的表现内容大多局限于颂美教化、谈论治道和阐释道理，其中以天象、符瑞、典礼等题材表达颂美之意者几占作品之半。多颂美王事之作，是律赋思想内容特征之一。[19](P64)“用瑞”也因此成为唐代赋体创作的一大特征。 据统计，在现存的九百八十一篇唐代律赋作品中，直接以符瑞为主题的符瑞赋就有一百一十八篇之多⑥。同时，这些符瑞赋涉及的符瑞物象种类众多，几乎囊括了所有常见的各种符瑞物。如动物瑞赋有李咸《田获三狐赋》，李蒙、萧昕《上林白鹿赋》，王维、郝明远《白鹦鹉赋》，陶翰《狐白裘赋》，李澥《凤凰仪赋》，钱起《西海双白龙见赋》，许季同《白鹿夹輈赋》、《瑞龟游宫沼赋》，独孤申叔《资州献白龟赋》，吕温《黄龙负舟赋》，蒋防《白兔赋》，谢观《越裳献白雉赋》，王棨《延州献白鹊赋》，陆龟蒙《四灵赋》，李云卿《京兆府献三足乌赋》等。植物瑞赋有吕令问《府庭双石榴赋》，敬括《神蓍赋》，吕諲《蓂荚赋》，陈诩、郭炯《西掖瑞柳赋》，郑辕、梁肃《指佞草赋》，独孤绶《江淮献三脊茅赋》等。自然现象瑞赋有崔损、卢士阅《五色土赋》，梁洽《水彰五色赋》，王起、袁允《五色露赋》，石岑《海水不扬波赋》等。天文瑞赋有李恽《五色卿云赋》，韦展《日月如合璧赋》，崔淙《五星同色赋》，崔护《日五色赋》，李子简《天晴景星见赋》，张何《早秋望海上五色云赋》，裴度《二气合景星赋》，陶拱《天晴景星见赋》，元稹《郊天日五色祥云赋》，阙名《二黄人守日赋》、《庆云抱日赋》、《二气合景星赋》、《景星见赋》等。器物瑞赋有薛邕《丹甑赋》，卢庾《梓潼神鼎赋》，王起《白玉琯赋》，张仲素《三复白圭赋》、《信圭赋》、《黄雀报白环赋》、《玉钩赋》，元稹《镇圭赋》，薛存诚《祯石赋》，干俞《玉钩赋》、《铜马赋》，沈逵《山玄玉赋》等。 撇开符瑞赋不论，牵涉符瑞文化的“用瑞”律赋作品更是不胜枚举、难以计数。在《历代赋汇》中，将赋分为天象、岁时、地理、典礼、都邑、治道、祯祥等三十八个类别，其中“祯祥类”收录赋作共计八十八篇，除去祯祥类律赋作品，其他类别如天象、地理、都邑等类别的作品都有众多篇目“用瑞”。如天象类有阙名《庆云抱日赋》两篇，阙名《黄云捧日赋》两篇，李程、湛贲、崔护《日五色赋》各一篇，潘炎《日抱戴赋》一篇，许尧佐、关搆、阙名《日载中赋》各一篇，郑锡、乔琮《日中有王字赋》各一篇，严维《黄人守日赋》一篇，康僚《日中乌赋》一篇，韦展、卢士开、贾餗《日月如合璧赋》各一篇，潘炎《月重轮赋》一篇，张叔良、崔淙、姚逖、林益《五星同色赋》各一篇。李程《众星拱北赋》一篇，赵蕃《众星拱北极赋》一篇，钱起、娄玄颖、房宽《泰阶六符赋》各一篇，裴度《二气合景星赋》一篇，夏方庆、陶拱、李兰《天晴景星见赋》各一篇，阙名《景星见赋》一篇，郗昂、杨炯、范仲淹《老人星赋》各一篇，李恽、阙名《五色卿云赋》各一篇，元稹《郊天日五色祥云赋》一篇，崔立之《南至郊坛有司书云物赋》一篇，白行简、贾餗、王起《五色露赋》各一篇。“地理”类有薛存诚《祯石赋》一篇，阙名《仙石灵台赋》一篇，卢土开《五色土赋》一篇，张阶《黄赋》一篇，王起《浪井赋》一篇。“治道”类有阙名《君臣同德赋》一篇，顾光《高祖受命赋》一篇，谢观《越裳献白雉赋》一篇。这些作品虽不列于祯祥类，显然也是赋写符瑞或者说牵涉符瑞的“用瑞”赋体作品。由此观之，唐代律赋“用瑞”，篇目数量确实惊人，即使较之两汉，也可明显见出其时更为普遍与流行。 综上所论，赋体“用瑞”确实是赋体创作过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汉唐赋体而言，以唐代律赋为最，两汉赋次之，魏晋六朝赋则较少。这种赋体与符瑞的疏离融合状态，反映出各个时代赋家创作对政治的诉求与关注程度的不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无论历史如何延展，文学观念如何演变，一旦文学较多的关注政治、服务王权、歌颂帝德，符瑞文化潜在的颂扬功能便会被激起。因此，一旦颂声兴起，符瑞文化与文化契合的历史情境显现，符瑞文化必然会再次现身中国古代文学的殿堂。由于符瑞文化的上述性质，其对文学的影响，也必然集中体现于一些用于称述帝王功德的文学题材之中，如赋、歌、颂、赞、表等，这是符瑞文化与文学关联一个不可忽略的实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