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
    
    《幸福要回答》，杨澜、朱冰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
    每一次提问中，都暗含着一个隐秘的世界；每一个回答中，都透露着耐人寻味的见识。杨澜数百次访问后的思考结晶，无私分享成就幸福内心独白。一问一世界，幸福要回答。
    1928年，为了逃避包办婚姻，一位来自浙江绍兴的17岁女孩，独自一人登上去黄浦江的渡船，历经艰辛，辗转来到上海滩。在那里，她先是进了手帕厂缝制手帕，后来与丈夫一起开办了一家小小的夫妻店，生了八个孩子，活下来五个。她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每年农历新年时，给一家大小穿上自己亲手做的新棉袄，烫了头发，略施粉黛，一起坐着黄包车到西式照相馆去拍一张全家福。那份富足和安乐让她容光焕发。战乱、船难、运动、蒙冤、抄家，她都曾经历。但有一个信仰始终驻足心底——“什么都能被拿走，靠一双手劳动别人拿不走。”直到90岁她还坚持自己买菜做饭。一天吃过早饭，她说困了要睡一会儿，就这么走了。享年98岁。
    这位奇女子就是杨澜的外婆，也是对她影响最大的女性。
    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出生于爆发辛亥革命的1911年，经历了民国和共和国，新旧思潮、政治风云虽然在外婆的生命历程中作为背景反复上演，但心中“自食其力’的信念从未有过改变，也是凭借这份辛劳，外婆换取了一位女性永生的幸福与安宁。
    如同外婆的被迫出走，女性从依附者成为自食其力者、从家庭主妇成为职场中人，也是在被迫中完成了转身。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降临，由于越来越多的男性走上战场，女性开始成为社会生产力的参与者，不论是小镇上的邮递员、车站上的搬运工，还是工厂里流水线上裁军装的工人，穿着裙子的女性们开始从事与男性几乎同样繁重的工作，虽然还不能与男性同工同酬，但被战争卷入职场的欧洲妇女自此拥有了就业权。就在17岁的外婆从家乡跑到上海滩的1928年，欧洲女性的就业人数激增，女性的处境因为加盟职场而发生着巨大而微妙的变化。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民国的初创期，随着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入侵，在近代工业开始萌芽与发展的过程中，女性与职场也发生着越来越宽泛的关联，外婆手帕厂女工的身份也就是当时典型的产业女工。从产业女工到独立开店，外婆依靠劳动为自己的孩子们创造着尽可能好的条件，大女儿凭借自身的努力，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从上海被保送到北京，成为 20世纪40年代的知识精英女性。外婆的这位大女儿，就是杨澜的母亲。
    杨澜在一篇名为《解放》的文章中，回顾了外婆、母亲和自己三代女性的解放之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道路了。我们这一代人大学毕业时，国家第一次不包分配了。我们不用诚惶诚恐地等待指令，也不必在一个单位里终老此生。没有中央电视台不拘一格地选拔主持人、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没有资讯和媒体的进一步开放、没有独立创业的条件，今天的我，生活一定没有这样充满刺激、挑战和创造的乐趣。”对于自己生逢的这个时代，杨澜用幸运来概括内心的感受。“幸运”也许是所有幸运儿的托辞，女性的幸运可以有更多重的标准，但杨澜更愿意与女人们分享的是这份幸运——大学毕业时收到父母给予的忠告：“咱们家没有什么门路可以走。你已经完成了应受的教育，往后的路，自己去闯吧。记住，女孩子，要学点真本事。”那一刻的杨澜，虽紧张而无助，却获得了最好的礼物，那是她一生“解放”的开始，也是外婆式的自食其力型奋斗的又一次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