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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部著作 汉魏六朝个人自著的作品，属于文人的个人作品集。它们虽然偶尔也有“选”的性质，但主要出于作者本人的手笔，并非出于其弟子或后人的记录、编纂，故可单列为一类进行讨论。 汉代子书如《新语》、《新书》、《新序》、《新论》、《论衡》等，以及魏晋南北朝别集，多为兼收百家、融合诸子各派、吸收前人文学思想的著作，其中的每一条文献，皆有可能在其他典籍中找到同类表述。但与原始文献相比，这些文献已经因为作者的不同撰述目的而发生了很大改变。这种以往总被视作传抄、袭用、雷同的文献，其实体现了个体文本材料的复杂来源。另外，汉魏六朝诗歌，皆与前代文学思想及文学形式存在继承关系。《诗品》称某某出于某，本身即是此类思想的体现。可见，汉魏六朝子书或别集，皆蕴含着不同时代的语言表述、形式结构、文学表达或文学题材。一个看似简单的文本，可能承载着不同时代文本的文学与学术思想，这为开展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带来了复杂性和矛盾性。 我们看陶潜诗文集中的诗歌，即存在此类情况：四言诗如《劝农一首》有学习《诗经》痕迹，五言诗如《拟古九首》显然拟自《古诗十九首》，辞赋如《感士不遇赋》有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影子；《闲情赋》乃学自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等等。陶潜诗文集这一文本，就与前代诸多文本构成了多系统关系。读者在欣赏陶潜诗文文本时，就会不由自主将其与前代同类文本进行比较、分析，进而产生各种阅读体验；而通过这种多系统文本关系的比较，陶潜诗文文本的文学思想源流及其独特性就能得以深入揭示。按照《文心雕龙》、《诗品》等对作家、作品的记载与评价，汉魏六朝任何一部文学文本都存在此类系统性。对此类文本系统性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文学文本的研究得以深化，而且可以使这个阶段文学史、思想史的书写得以立体化。 至于后世注释文字(包括自注、子注与他注)进入单部著作，与正文形成的补充说明、解说提示、意义解释等复杂的文本关系及其带来的学术意义，更是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讨的话题。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文“注文文本”部分详细论述。 新出土竹简，同样存在“多系统”问题。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虽无注释文字，但它与其他出土竹简以及传世文本的文字差异、传世注释文本与出土《老子》表述的异同，皆能产生文本歧异与文本系统关系，承载着不同时代的学术认识、思想观念甚至其他社会需求。同时，就文本内部来说，汉简文字的字体、行数、篇章安排、抄写格式以及物质层面的竹简制作方式、竹简上的划痕等等，都是研究汉代抄写者的学术心态、思想观念与简牍制度、抄写规律的途径。这就使得出土汉简具有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多系统性”。 3.单篇作品 单篇作品也存在文本系统性问题。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其中掺杂着儒家、道家、墨家、黄老思想，并有对诸子各家典籍与思想的广征博引。这就在一篇文章中，显现出不同文本的影子，为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诸多线索。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除了这些思想的影响，还有其他文本的参与。据《文选》六臣注，《鲁灵光殿赋》及其注释涉及的文本材料很多，按照后世四部分类观念看，经部有《诗经》、《周易》以及郑玄注、《尚书》以及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孟子》等，子部有《孔子家语》、《孔丛子》、《韩诗外传》、《淮南子》、《列子》等，史部有《国语》、《汉书》、《东观汉记》，集部有《楚辞》、司马相如《长门赋》与《子虚赋》、扬雄《甘泉赋》、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李尤《德阳殿赋》、王褒《洞箫赋》等，其他还有纬书如《春秋汉含孳》、《春秋命历序》、《春秋元命包》、《春秋运斗枢》、《春秋合诚图》、《春秋说题辞》、《尚书璇玑钤》、《尚书考灵耀》等，字书如《尔雅》、《小尔雅》等。根据注文文本的引书情况，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鲁灵光殿赋》的材料来源与撰写模式，而且可以了解王延寿通过不同文本构建《鲁灵光殿赋》这一新文本的过程：不同部类或不同性质文本的理性思考与历史记忆，谶纬文本的空间想象与神话传说，字书涉及的与现实生活相关的文字记录与交际功能。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鲁灵光殿赋》之时，同时会受到注文所引典籍文本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文本多系统关系。而这种文本情况下的《鲁灵光殿赋》，除了与其他典籍构成了文本多系统关系，本身也存在记忆、想象和现实三重文本层次。这样一个本来看似简单的单篇作品，其实也成了一个多系统的文本复合体。处于历史、现实和想象的文化汇集中的《鲁灵光殿赋》，就包含着作者更多的文学观念、历史体验和思想认识。 与正文文字相比，单篇作品中的自注(如谢灵运《山居赋》、颜之推《观我生赋》中的自注)，其目的除了注释性质的解说，还有作者由于在正文行文进程中意犹未尽而使用自注进行的深度阐发。这种深度阐发，可能并非完全具有“注释”性质，但其与正文文字大致同时产生，且并列构成多系统性文本关系，有利于研究者正确了解作者当时的创作心理与写作旨趣，从而进一步研究文本形成后带来的阅读层次与鉴赏需要。 单篇作品中，还有一个现象早已引起研究者注意，就是单篇作品中“序”与正文构成的文本关系。很多单篇作品中的“序”，其作者身份不一、成文时代不一、写作目的不一、与正文的关系千差万别，这就与正文文字构成了复杂的文本系统。这对于了解正文文本的成篇问题，甚至总结整个汉魏六朝“文集”的编纂过程与规律，都是很有价值的线索。 出土竹简，如北京大学藏汉简《苍颉篇》、《荆决》、《日书》、《周驯》、《赵正书》、《儒家说丛》与《阴阳家言》等，也涉及此类问题。《赵正书》具有与《史记》记载差异较大的材料，(12)其实这正反映了历史事件发生之后，同时代不同记录者因政治立场、历史态度、取材渠道、写作目的以及文本性质等差异导致的文本歧异。陈寿《三国志》的文本记载与裴松之注文文本中的《魏书》、《吴书》、《魏略》、《英雄记》等文字的差异，也是如此。那么，《赵正书》与同时代史书的文本歧异，就自然形成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本多系统关系。 第二，注文文本。 正文文本产生后，后世会出现大量的注疏文字，从而在“正文”之中产生一种“注文文本”，呈现出鲜明的文本层次性与多系统性。 《文选》与六臣注，就是由多种文本层次组合而成的“综合文本”，呈现出“多系统性”文本特征。在《文选》中，正文文本呈现出与注文文本不同的文本性质与文学意义；而注文文本，则从不同的层面补充、阐释正文文本的文学内涵。如班固《西都赋》“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文本下，注释依次引《长杨赋》、《梁州记》、《盐铁论》、《汉书》、《尚书》(出现两次)、《山海经》，用六部(篇)作品，组成了三个文本层次：第一，列扬雄《长杨赋》释“褒斜”，列《梁州记》释“褒”；第二，列《盐铁论》释“陇”，列《汉书》释“陇首”；第三，列《尚书》释“河”，列《山海经》释“泾”，列《尚书》释“渭”。(13)这三个文本层次，又与正文之“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自成文本，合成了一个《西都赋》中的“个体文本”。在这三个注文文本中，虽然所举作品较多，但所释皆为地名，并不妨碍读者的阅读进程，从而使其与正文文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本系统。《西都赋》整个文本，就是由正文与注文文本综合组成的一个一个的文本系统构成的，从而造成了整个《西都赋》的多系统性。再如，“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文本下，注释者相继引《汉书音义》、孔安国《尚书传》释“横”与“被”；引《吕氏春秋》注“六合”，引高诱语注“六合”与“三成帝畿”；引《乐稽嘉耀》释“帝”，引《周礼》释“畿”；引《史记》注“周”，引孔安国《尚书序》注“龙兴”；引《史记》注“秦”，引《周易》注“虎视”。(14)这五个注文文本，构成了一个可以解释正文文本的完整文本单位，并与正文文本构成了全部文本的一个子系统。 注者对注文文本的设计，有其特定的学术考虑。如上文“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因为多涉及地理，故以明物之汉赋(《长杨赋》)、记录地理之史书(《汉书》)或地理志(《山海经》、《梁州记》)与经书(《尚书》)为主；对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字如“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则主要以经(纬)(孔安国《尚书传》、《尚书序》、《乐稽嘉耀》、《周礼》、《周易》)与史书(《史记》、《汉书音义》)为主。这种处理方式，既充分保证了注文文字的权威性，同时又突出了正文文字的学术地位，文本层次更加分明。 在注文文本中，有时又单列子目，形成更小的文本单位。如《西都赋》“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文本下，注者引《庄子》、《史记》、《文子》、《汉书》、《楚辞》等进行详细注释，大致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中，注者引《庄子》、《史记》、《文子》、《汉书》分别解释了“乡曲豪举，游侠之雄”中的“乡曲”、“豪举”、“豪”、“游侠”的含义与来历；第二个层次中，主要据《史记》解释了“原”、“尝”、“春”、“陵”的具体所指；第三个层次，以《楚辞》、《说文解字》为例，说明“骋”、“骛”二字的本源与含义。(15)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层次中，《文子》这一文本，实际上是对其前之《史记》文本的进一步解释；第三个层次中《说文解字》的两条资料，是对《楚辞》文本的进一步解释。这种文本之下又有文本的情况，加强了文本的复杂程度与多系统性。另外，在这种注释中，有掌故介绍、文字解释、人物事迹介绍等，还是相当复杂的。这里包括史、子、集三大部类的文字，与正文文本构成了复杂的结构形态。在解释正文的同时，其实每一个单一注文文本，都可以为读者带来大量知识性信息。正文文本有其特定的文学任务，注文文本也承担着特定的文学功能。 多层次、多系统文学文本形成之后，在历史的长河里不断得以接受与传播，文本中的文学素材不断丰富、人物形象不断丰满、叙事结构不断复杂化，为文学文本从内容到形式上的进一步衍化，提供了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