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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魏六朝文学个案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一般是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品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尽量还原特定时段文学史的原貌。通过上文我们对陶渊明的考察可知，不同史书对其记载各有差异，后世史书的记载一般更趋丰富与翔实。但是，结合文本系统的复杂性分析，研究作家、作品，对后世史书那些看似“层累”、“增益”的材料，还不能轻易剔除，而是应该在关注我们认为的“可靠”的文献记载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后世史家对其“层累”、“增益”材料的阅读、分析、判断与接受的心理过程，以便于更为深入地认识研究对象的原始记载与后世变化；对不同时代产生的文本歧异，除了关注能够通过比勘、考证基本落实下来的文本文字，其他我们认为的所谓“误字”，也不能轻易剔除，而是应该结合相关作品，分析这些“误字”产生的原因及其进入文本之后造成的差异性“阅读体验”。进一步而言，对作家、作品或者文体、文论的个案研究，既要关注它们所在的“原始文本”的说法，还要关注对其有所记载的其他文本的描述，或真实、或虚构、或夸张、或贬抑的记载，会让我们从不同角度认识研究对象的文学衍化或历史演变，并深入了解同时代人对它的认识与评价、不同历史时期人对它的批判或改变。这种研究法，能够使得我们的研究对象在文学史中“站立”起来，并得以多维度观察。 第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文学文本与其他部类文本的综合性交流与研究，呈现出更为丰富多样的文学研究法，拓展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路。这种研究思维的开放性，必然会使得研究者摒弃以往“疑古”、“信古”的学术争论，突破“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的局限，以文本内部材料表述的差异性，复原特定时段文学史的真实风貌，进而建构那个时代的文学思想史，包括文本内部反映出来的文人物质生活史和社会风俗史。而文学文本的形式、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文本的接受与传播等问题，以及文学文本与艺术、技术的互动关系，相应带来了文学研究法的多样性。这就自然将经学、史学、子学以及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中最适合文学研究规律的方法援入文学研究领域，在推进文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的同时，反过来又为汉魏六朝经、史、子部研究提供方法论的启示。 就此而言，文学研究的综合性，基本的方式是比较、分析、重组、复原与重新建构，其目的是还原真实的文学史状况，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文学的理论内涵。更进一步来说，文本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在文本的真伪商榷基础上，考察造成文本多系统性的学术与非学术因素，重新建构尽可能接近文本与历史真实的文学史，进而建构具有“中国传统”、“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当然，汉魏六朝文学文本、史学文本的研究皆存在很多问题，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首先，中国古代史学文本，愈往后世就愈受到政治的干扰，其文本有一个被选择、被改造、被定型的过程。这就造成了史学文本的“不可靠”。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种“不可靠”也符合一定社会的主流观念；而“不可靠的文本”经过长期的沉淀、宣传和再叙述、再书写，逐渐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与“可靠性”。那些一上来就被视作“不可靠”的文学文本，在当时的社会上未必受到重视，但其对与史学文本紧密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细节补充，经过长期的流传、接受与改造，也会逐渐进入正史文本的叙事层面，并且会逐渐具有与正史文本相同的地位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也是以“不可靠”登场，最终以“可靠性”落幕，与史学文本一同成为理解、诠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重要依据之一。也就是说，虽然文学不能成为绝对“以诗证史”的样本，但文学与历史一样，也具有“真实”的一面。我们反对完全以文学解释历史，但不否认文学文本承载着多种多样的历史信息。在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后，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又具有了历史的部分功能：文学细节的真实，会成为填补正史罅隙的重要史料。如何处理好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文本改造与历史真相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难题。 其次，这种综合的文本研究，有一个问题：研究者在传世文本基础上，结合衍生文本的文学研究，是否如西方形式主义学者所言已经不是“纯客观”的、科学性的研究，而是基于原始文本基础上，同时参合后世有意构建的带有“中国传统”性质的文献进行的“中国性的编造”式研究?(28)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后世制造的新文本，符合前代经典文本的主流叙述，符合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其实不仅中国，即如西方经典文本的形成与诠释，也存在这个现象)。这就造成了后世文本与前代文本之间“文化传统”的自然形成。文学文本具有很强的“衍生性”与“开放性”，对其开展综合性研究，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 最后，关于文学文本研究，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汉魏六朝文学文本产生于中国，却属于世界。然而，任何对汉魏六朝文学的“文本”研究，必须是符合中国文学与学术传统的“文本”考察与研究，而不是研究者本人“心目中”或“想象中”的“文本”研究，更不可能是脱离汉魏六朝历史与文化的“文本”研究。 但无论如何，文本的多系统性与综合性研究带来的新方法与新思维，不仅可以应用于文学文本研究，还可以应用于经学、史学、子学文本的注文与正文的比较研究，从而给经学、史学、子学研究带来新的思路和成果。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文本的多系统性、综合性研究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思想不断积淀、层累直至最后形成思想史、文化史的过程。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有其特殊的传统性、民族性和统一性，文本系统正是承载这些要素的重要载体。某一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要素，因文本流传、阐释、改写进入文本的不同层面，也有赖于文本系统得以保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系统其实具有更多、更大的功能，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