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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活动之主体的士大夫群体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关注超越性哲理思考，倾心于对“道”(包括天地之道、政治之道、人伦之道、人生之道)的探索和实践。一方面，在政治统治占绝对中心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宗教的作用相当有限，引导社会思想和伦理道德的职责，主要靠士大夫群体来承担；另一方面，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权专制几乎拥有绝对权力，士大夫群体只能通过对道的思考和实践，构建高于政统的道统，对君权专制的绝对权力予以一定的制约。此外，士大夫群体作为一个具有特殊身份和责任的阶层，也必须形成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因为这些原因，中国古代士大夫从来都非常重视对道的思考和实践；都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其中“立德”还排在最前面；都信奉“朝闻道，夕死可矣”。很少有士大夫把文学事业当成自己唯一的人生目标，甚至有“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的说法。⑥几乎所有文学家都既是文学的创作者，政治的参与者，也是道的思考者和探索者。在中国古代文人看来，文学创作活动与对道的思考和实践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可说是一体两面，必须相互渗透，甚至融为一体。每个文人的身份或其创作可以有所侧重，但道不能离文，“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文不能离道，必须载道，否则就于世道人心无补甚至有害。虽然魏晋以后人们对文学的特征及文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界限的认识日渐清晰，但因为古代士大夫群体的社会角色和自我定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们追求“三不朽”的理想就没有变，重视对“道”的思考和实践的传统没有变，其文学理论和创作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特征也就没有变，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观念的强大影响下，我们遗忘了中国古代文化自身的传统，将古代文人分别划分为思想家或文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他们的整体精神世界，忽视了他们对“道”的思考和实践与其文学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用西方纯文学的观念来评判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得失和优劣，对比较注重“道”的思考和实践的文学理论和作品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现在有必要对这种做法进行反思。 明代文人特别重视对道的思考和实践，明代文学与当时文人对道的思考和实践关系非常紧密，这集中体现在明代的理学、心学和佛学与文学的密切关系上。且不说宋濂、杨士奇、唐顺之、王慎中、李贽等重要文学家与理学、心学和佛学瓜葛甚深，就是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金圣叹等与理学、心学和佛学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作为明代理学、心学史的《明儒学案》，其中人物与明代文学史大面积重合。就这一点而论，在整个中国古代，也似乎只有宋代的文人与文学能与之相比。 自宋到明理学和心学相继兴起，文人化佛学禅宗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本身的性质充满内在矛盾，对文学的影响也极为复杂。作为宋代以后中华民族理论思维主要载体的理学和心学，其根本宗旨就是倡导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如果说孔子的学说意味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类的觉醒，那么理学和心学的诞生则代表着中华民族内部每个独立的个体的觉醒，标志着中华民族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源于这一基本性质，理学和心学对宋代以后特别是明代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是制约着明代文学诸多现象产生和蜕变的巨大魅影，也是明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突破的内在的深层的原动力。⑦明前期浙东派和台阁体的文学风尚，虽然主要由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所决定，但也与理学的影响密切相关。稍后还出现了阵容颇大、影响不小的以薛瑄、陈献章、庄昶等为代表的力图直接将理学与文学融为一体的理学家诗派。明中叶复古派虽以批评理学对文学的影响为重要文学主张，但它与阳明心学几乎同时兴起，实际上都是当时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表现。虽然彼此追求的目标和路径不尽相同，但它们相互呼应，内在精神有相同之处。唐宋派作家最初均为复古派的追随者，都是在左派王学的引导下文学宗尚发生转向。明晚期的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金圣叹等作家，更是直接在王学左派和异端思想及狂禅思潮的启发下，提出了“童心说”“性灵说”“忠恕说”等一系列新的文学主张，掀起了晚明文学革新运动。以往对明晚期文学革新运动的研究，都强调其反理学和心学的一面，不免简单和偏颇。心学与理学一脉相承，是它的延伸和新变；晚明文学革新运动又是心学直接催生的产物。要说它有反理学和心学的一面，也是在理学和心学的启发和引导下逐步走向反对理学和心学，其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远非一句反理学和心学可以概括，思想史的真实景观就是如此混沌而奇妙。总之，我们必须摆脱近代以来对理学和心学与文学关系的简单看法的影响，揭示明代理学和心学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历史事实，深入探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展现明代文学思潮演变的历史真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