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文学活动之主体的士大夫的特殊身份，也使明代文学的发展与科举考试制度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几乎是明代士子进入社会上层的唯一途径。无论是他们想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还是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和生活条件，都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关，于是科举考试就成为他们的人生道路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对他们的整个生活包括文学活动产生深刻影响。 明代科举考试制度对文学的影响大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明代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从总体上影响了明代文学的总体成就和基本特征。科举考试制度至明代臻于完备，“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⑧明代士子一生的命运系于一第，因此在完成这件本等大事之前，都不能心有旁骛。即使对文学艺术产生爱好，父祖师友一般都要加以限制和禁止。从童年时代开始直到青年、中年，有些甚至是终其一生，都在揣摩八股文的写作。这首先是极大地磨损消耗了明代文人的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使他们不能将之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从而影响了明代文学的总体成就。从归有光、徐渭、汤显祖、袁中道等重要文学家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科举之途不顺曾给他们带来了多么深重的伤害。⑨其次是长期揣摩八股文的经历使明代文人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基本知识结构和思维习惯。及至他们后来从事文学写作，这种基本知识结构和思维习惯的影响也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宋代科举考试制度总体上偏重策论，因此宋代的诗、文中都有策论的痕迹。明代科举考试专重八股文，于是明代的文学作品中往往都能看到八股文的影子。作为明代最优秀的古文家，归有光的古文中“时文境界，问或阑入”⑩，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关于汤显祖，有他教人用写戏曲的手法写八股文的传说，可见在当时人心目中，写八股文与创作文学作品有相通之处。明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西厢记》、唐诗，都借鉴八股文的文法，都以有助于士子学习写八股文相标榜，这些也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 第二，明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一系列具体制度设计和举措，对文学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如因为科举在明代士子人生道路上占有特殊地位，因此科举考试中形成的师生、同年关系成为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出于利益和情感的考虑，师生、同年不仅在政治上互相提携、相互利用，而且往往在文学事业上也相互呼应。明代文学思潮史上的重要文学流派如台阁体、茶陵派、前、后七子复古派、唐宋派、公安派等的形成，无一不以师生、同年关系为重要纽带。以至明代文学思潮史上的几次重大转向，几乎都以某届特定的科举考试为标志。又如选拔和培养翰林院庶吉士是明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一项创举，它对明前期台阁体的形成和兴盛起了重要作用。台阁体的领袖人物是人数有限的内阁大臣，而创作队伍的主体则是为数众多的翰林院庶吉士。明代以翰林院官员和庶吉士作为内阁大学士的后备人选，这一制度安排使翰林院官员和庶吉士特别关注自己的政治前途，在从事文学创作时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而制约了整个台阁体的诗文风尚。(11)内阁大臣和翰林院官员掌握了当时科举考试录取的主要权力，他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取舍，通过科举考试这一杠杆，将自己的文学主张推向整个社会，从而使本来属于内阁和翰林院专有文体的“台阁体”成为当时全国性的文体。再如弘治十五年(1502)，明孝宗朱佑樘亲自将所撰殿试策“脱去近习，上追汉魏”的康海点为状元，这一事件对前七子复古运动迅速高涨的重大推动作用绝不可低估。(12)另如万历三年(1575)五月，张居正上言：“近郡县入学太滥，宜敕学臣量加裁省”，朝廷随即下令“沙汰生员”(13)，各地督学官奉行太过，有的州县一次只录取一名生员，推荐参加乡试的人数也相应大大减少。于是大量读书人成不了秀才，大量秀才得不到推荐参加乡试。他们失去了进身之途和生活依靠，又不想回去务农或经商，于是在社会上到处奔波，投靠皇族、官员、富商等，以做幕僚代撰应用文字、写作歌功颂德的应酬诗文为生。他们大多自称“某某山人”，于是社会上遍地山人，作为晚明重要文学现象之一的所谓“山人文学”应运而生。(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