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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该书内容，“天地、山川……莫不毕载”等等，既指文字，亦言事物本身，要之《说文解字》不仅是文字著作，也是内容饶富功能强大的“博物”之书。汉代语文工具著作发达，它们的出现，标志着语言文字领域知识化风气的高涨，也为“博物”活动和写作的展开提供了实际帮助。 关于语言文字学与文学的关联，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就是语言艺术，这两种学问本来就是亲密近邻。在汉代文学家中，有不少精通语言文字学，当时儒者心目中，儒学或称“文学”；而儒学中的重要部分就是“小学”，刘歆《七略》“诗赋”自成一“略”，而“六艺略”中含“小学”。两种学问的沟通和结合，是自然趋向。司马相如、扬雄等一流文学家，都兼通语言文字学。扬雄为撰作《方言》，“二十七岁”之间“以问其异语”[14] ，用功极深；然而他又自述“心好沈博绝丽之文”（《答刘歆书》），他既博学，又好丽文，是一位兼综两个领域的人物。做语言学家，当文学家，都是他志尚的构成部分。看他在《方言》中，蒐集了众多的同义文字，就可以知道他在语文领域的学问和功夫多么博大深邃。“娥、?，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闲谓之?；秦、晋之闲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闲谓之媌，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闲曰姝，或曰妦；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卷一） 一个“好”字可以拥有许多同义字，而对它们的分辨又如此精细，难能可贵。既然拥有如此知识条件，他在辞赋写作中展现一二语文才华，也是自然必然之事了。刘熙谓：“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释名》卷四） “文”“字”“辞义”的关系，在这里被辨析得十分精细，显示了汉代文士在语言文字与文学关系问题上的自觉。“会集众彩”、“会集众字”，既是语文功夫，也是文学手段，何不同时展现，一举两得。所以我们看到汉代许多辞赋作品，炫耀丰富语汇与展示巨量文辞，成为它们的功力所在。 关于辞赋中展现语言文字知识和技巧的文例甚多，几乎大部分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此表现。刘勰“赋者，铺也”的概括，不是针对个别文例。屈原、荀子以下，宋玉在“骋辞”方面实开其端，其《大言赋》、《小言赋》等就是专门为展示某一类语词的丰富性而作。汉代辞赋的早期开拓者陆贾、贾谊等人，即已走上“骋辞”之途，如《旱云赋》、《鵩鸟赋》等。不过将“骋辞”写法推进到高潮状态的当属枚乘。《七发》是第一篇淋漓尽致地“会集众彩”“会集众字”的辞赋代表作。所叙“音乐”“美食”等七事，皆文字纷纭，绘声绘色，极言其“至悲”、“至美”、“至骏”、“至壮”、“怪异诡观”，其奇字怪语，僻文冷词，联翩而下，不一而足。骋辞达到最高境界者，还推司马相如，所撰《子虚赋》《上林赋》等，其中文字藻采的丰富性，那种“上下”“左右”“前后”“内外”等全方位的多视角描写，又超越《七发》等篇。其后辞赋作者，不断步趋枚、马，甚至变本加厉，后来居上，尤其是以“体国经野”自任的一些“大赋”作者，如西汉王褒、扬雄、刘歆，东汉冯衍、杜笃、崔骃、班固、张衡、马融等，皆是遣字措词高手，他们作品的光采，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语言文字的大量运用和变化多端。以两汉时期撰写“七”体之作为例，傅毅《七激》、刘广世《七兴》、崔骃《七依》、李尤《七款》、张衡《七辩》、崔瑗《七苏》、马融《七厉》、崔琦《七蠲》、刘梁《七举》桓麟《七说》、桓彬《七设》等等，如此众多作品，所撰体例无异，所设人物相近，作意更是雷同，无不模仿枚乘《七发》。这些公然仿制之物，它们以什么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能够立足于文苑而不被唾弃？无它，只有别出心裁的语言文字的大量运用和不断“出新”！汉赋中不同作者撰写同題作品是常见现象，如《甘泉赋》，王褒、刘向、扬雄诸人先后皆有所作，又如《扇赋》，班固、傅毅、张衡、蔡邕诸人先后亦皆有作，类似于“七”体和“扇”、“甘泉”之类辞赋，还有众多“京都”辞赋，这种主要以丰富变幻的语言文字来维持生命力的作品，在两汉时期正复不少。它们共同营造出一种风气，那就是“骋辞”风气。它们得到当时文坛的赞赏和推奖，被认为是文学才华的表现，于是我们看到竟然有众多作者，蜂拥投身其中，不避重复，竞相撰写这些“骋辞”之作，形成一股热门“潮流”，而“骋辞”手法作为辞赋文体的固有特征，也进一步得到作者们的认可。语言文字知识技巧与文学写作的奇妙结合，遂在这里得到充分实现。刘熙撰作《释名》，在语言文字领域中以“答难解惑”自任，他同时又自诩为“博物君子”（《释名·自序》）。可知在他的理解中，语言文字知识当然是“博物”所包含的内容；辞赋“骋辞”，遂成为汉代文学中的“博物”印记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