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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尚“博”的原因，除了对接大帝国时代精神、传承儒学观念之外，还与当时文化学术发展的大背景相切合。上文已说及儒学昌盛背景下各学科知识受到重视。事实上，汉代在知识和学术领域，进入一个大整合、大发展的时期。这种整合发展表现在各个领域。首先在与经学关系最密切的思想哲学领域，政治伦理及道德领域，社会制度规章仪典领域，历史文化领域，以及古籍整理和研究等等，都在整合先秦思想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加进汉人的理解，形成新的学术文化体系。例如在思想哲学方面，整合了先秦道家、阴阳家的思想资源，建立起了完整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思想体系。这在董仲舒的天人关系理论中表现最为明显[7]。又在制度文化领域，整合了儒家、法家、道家的思想资源，建立起皇权天授、“三纲五常”等政治生活、人际关系的伦理规制体系。在历史文化领域，整合了先秦儒家、阴阳家等思想资源，建立起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发展观，对上古以来历史作出清理，为当代皇权的合法性寻找神圣依据，编写出皇家史学著作等等。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在大帝国空前物质基础和皇权的支持下，通过对先秦时期各学科所取得成绩的整合，汉代更有综合性的发展，水平领先世界。 大帝国“义尚光大”精神的感召，对儒家“博学”传统的继承，经学昌盛的“溢出效应”，还有自然、社会、人文各知识领域和各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些都促成了汉代“博物”观念和风尚的形成，及其文化强势地位的确立。缘此，“博物”遂成为体现汉代主流文化观念的重要表征。 汉代“博物”风尚对文学的影响和渗透 同时代两种文化要素之间发生交流和彼此影响，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汉代发生的情况，正是“博物”风尚对文学的写作方式和写作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以颇为强势方式，浸润并介入了当时的文学写作，改变着当时的文学面貌。在此我们要进一步讨论：博物风尚是如何影响汉代文学的？它有哪些具体表现？其后果和意义如何？ 文学被某种特定文化观念和风尚改变，在文学史上并不稀见。不过发生这种事态，除了作为影响方的观念和风尚相当强势和流行，足以撼动和渗透其他文化品种的生态状况之外，那被影响方也必定存在某种好尚趋势，导致它无法抵御甚至积极迎合强势方的浸润和渗透。而汉代的文学正是如此，它本身在观念上存在明显的好尚倾向，使之在“博物”强势社会文化风尚面前，甘愿接纳其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体质和面貌。汉代文学观念上的主要倾向性，一言以蔽之曰：功利性取向。从文学的性质到功能，都强调其实际功用，特别是在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方面的效用。关于对文学的实用功利性理解，可以溯源到孔子，他有经典名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8] 这里除了“可以兴”“可以怨”中含有一些表达情绪的文学固有功能外，其他说的多是社会政治道德性功能。而末句“多识……”是说学习知识的功能，应当算是第三重功能了，但也是实用性质的，而非文学的固有功能。孔子将“诗”的功能分解为三大类，其说本不能算錯，但存在偏重实用功能的倾向。它使得文学的社会实用功能（即社会政治道德性功能加上知识性功能）负载太重，而对文学本性即第一重功能的发挥重视不够。时至汉代，独尊儒术，经学发达，经学掩盖了其他学问，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也被重新定位。当时的主导观念就是：“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9]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10]对于文学艺术的性质，虽然能够理解为“生人心者也”，但对于其功能，则全都归结到“政”上去，结论是“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仅仅是与“礼”“政”“刑”联动的“四达”之一，目的在于推行“王道”。又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正得失……”[11]文学艺术固有的精神调节作用，感情抒发作用，生活娱乐作用，几乎全都被无视了，而“正得失”等等“教化”作用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些就是汉代经学家心目中的“诗”学。要之政治道德功利主义盛行，使得文学观念受到扭曲，严重地偏向社会实用，而忽略其固有的文学本性。可以说，汉儒放大了孔子学说的偏颇。所以后来曹丕索性认为文学的功能就是“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完全是社会政治性质的。不过在汉代的实用主义文学观中，虽然文学的个人性情功能基本被轻忽甚至抹杀，那作为文学第三重功能的知识性功能，却并未被忽视。孔子“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的教导，还被谨记着，我们看到不少汉儒解说“六经”的文字中，对于这些“名物”的“训诂”做得相当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汉儒“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儒林传》），其中很大部分就是在做“多识”或“博学”的功夫。汉代“小学”著作《尔雅》中“释天”“释地”“释山”“释水”之后，便有“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等等，这里对各种知识门类的先后顺序，都大体按照孔子论“诗”的原话排列。皇侃根据汉儒的意思诠释“诗”的“多识”功能说：“《关雎》、《鹊巢》，是有‘鸟’也；《驺虞》、《狼跋》，是有‘兽’也；《采蘩》、《葛覃》，是有‘草’也；《甘棠》、《棫朴》，是有‘木’也。诗并载其名，学诗者则‘多识’之也。”（《论语集解义疏》卷九）可知汉儒的思路仍然谨守着孔子所阐述过的“多识于鸟兽草木”经典言论。 本来“博物”需要书面载体，这理应是科技或社会人文学术论著这些“纯”知识性文体的任务，它们是正宗“博物之文”。汉代产生的各门类著作不少，如《许商算术》、《杜忠算术》（数学），《律历数法》、《日月宿历》、《海中二十八宿国》、《图书秘记》、《灵宪》（天文历法），《水经》（地学），《宫宅地形》（建筑学）、《神农教田相土耕种》、《种树臧果相蚕》、《董安国》（农学），《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妇人婴儿方》、《仓公》（医学），《盐铁论》（经济学），《史记》、《汉书》、《帝王诸侯世谱》（历史学），《李将军射法》、《杂家兵法》（军事学），等等。它们或者“特极阴阳之数”（陆绩《述玄》），或者记载天地社会各类物象事态，或者阐述事物性状及运转机制等等，无疑都是科技史或思想史上的要籍。扬雄的《太玄》，是汉代重要学术著作。其内容驳杂，既体现着玄学哲理思考，也凝聚了深厚知识。它被评为“深者入黄泉，髙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汉书·扬雄传》）。堪称是博物巨擘。随着“博物”风尚的强势浸润，文学也接纳了博物内容。文学观念上的这种对“多识”功能的重视，实际上就是预先设置了一条对接渠道，让“博物”风尚进入文学领地畅通无阻。应当说，汉代文学各种文体，在创作上都受到博物观念的影响。但是，受“博物”影响最大的文体就是辞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