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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学：汉代文学的“博物”印记之一 汉代文学特别是辞赋，作品中的“博物”印记相当明显。从内容上看，“博物”当然是全方位的，涉及领域很广泛。如哲理知识，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自然科学知识，还有当时最为盛行的经学知识，等等，皆可入赋而为“博物”之内涵。不过最突出的当属两大知识领域：语言文字学领域，科学技术领域。原因有二：首先是这两个领域的学科知识性最強，尤其是与“六经”本身相比，它们是属于“新鲜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汉代的发展非常強劲，取得了划时代的成绩。它们代表了当代“博物”的新成就，引起“博物”者的更大兴趣。 在汉代的“博物”风尚中，语言文字学为何占据如此显要的位置？这问题需要从秦代说起。秦始皇建立起大一统皇权帝国之后，虽然说“秦世不文”（《文心雕龙·诠赋》），但为了与大一统政治相匹配，消除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的潜在文化影响，在整顿语言文字方面曾经下过大力气，具体表现就是推行“书同文”政策。由此，本来只是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文字学，当时被提升到国家政策层面，成为巩固发展大一统皇朝体系的重要政策部分。汉皇朝建立起了更加稳固的大一统政权，所以在语言文字的清理整顿和规范化方面赓续其事，继续推进语言文字的全国统一事业。此事又由于独尊儒术而得到加强，因为儒术的根本在经学，经学的基础部分是“小学”，而“小学”的基干就是语言文字学。为强化儒学影响，必须对儒学经典作出权威性诠释，尤其是那些上古典籍，舍语言文字学别无他途。借助于经学的发达，汉代语言文字学成为官方学术，自身也得到长足发展。所以秦汉语言文字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当时产生的语言文字学著作，有秦丞相李斯作《苍颉》七章，车府令赵髙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七章。入汉，有司马相如作《凡将》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一篇，扬雄作《方言》，《训纂》一篇，《苍颉传》一篇，《苍颉训纂》一篇，班固作《续苍颉训纂》，杜林作《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等，此外作为经学重要工具书的《尔雅》，成书于西汉时期。这些都是语言文字学领域的重要著作。东汉刘熙的《释名》，在语义学上取得突出成就；而许慎《说文解字》一书的产生，在语源学、语义学和文字学方面，都是总结性的成果，标志着汉代语言文字学已经达到很高水准。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使得语言更加丰富、规范、精密、生动，文字表达能力也得到很大增强。汉代的文士们，手中既然掌握了一套全新的功能强大、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工具，他们自然会产生一种充分运用此工具，在学习和掌握更多知识方面，在创造各种文化产品方面，去发挥自身才能的愿望。这是所谓“工具的冲动”，对于当时文化创造和知识学术的发达，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语言文字与“博物”的关联，自上举秦太史令胡母敬所撰书名称《博学》可知，语言文字本身就是“博物”的一个领域。不过从根本上说，语言文字应当是知识的起点，人类之所以能够从灵长动物中脱颖而出，建立自己的知识系统，作为认知工具的语言文字是必备的前提条件，它的重要性与一般人文学科不能同日而语。魏张揖说《尔雅》内容谓：“若其包罗天地，纲纪人事，权揆制度，发百家之训诂未能，悉备也。”（张揖《上广雅表》）晋郭璞评论扬雄《方言》一书功效，谓“可不出户庭而坐照四表，不劳畴咨而物来能名”（《方言注·序》），又说“俾后之赡涉者，可以广寤多闻尔”。他们所谓“纲纪”、“赡涉”，所谓“包罗天地”、“广寤多闻”，都是说语言文字的巨大认知功能，是其他任何学科不能取代的。在汉代经学昌盛时期，语言文字学往往表现为“训诂”的应用，对此宋代朱质说： 汉儒训诂之学惟谨，而扬子云尤为洽闻。盖一物不知，君子所耻；博学详说，将以反约。凡其辨名物、析度数，研精覃思，毫厘必计，下而五方之音、殊俗之语，莫不推寻其故而旁通其义……（《跋李刻方言》） 将“汉儒训诂之学”推崇为“君子”“博学”的代表。又汉末许冲在推介其父许慎《说文解字》一书时说： （许）慎博问通人，考之于（贾）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上〈说文解字〉表》，《说文解字》卷十五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