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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广大士人心目中，“博物”是一种崇高品格，“博物”者是社会精英。对此司马迁曾正面论述道： 二十五年，郑使子产于晋，问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实沉、台骀为祟，史官莫知，敢问。’对曰：‘髙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季曰实沉，……由是观之，则台骀，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之菑，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不时，禜之；若君疾，饮食、哀乐、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厚为之礼于子产。”[5] 司马迁通过晋平公、叔向之口，以“博物君子”来赞誉郑国子产，而“博物”与“君子”品格相连结，沿袭了孔子的思路。审视子产本节谈话，则内容颇广泛，包括历史、传说、“山川”、“日月星辰”、“饮食”“哀乐”等，还有关于“疾”的知识。这些知识，实际上已经涉及社会、人文、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它们合起来，构成“博物”的完整内涵。 季札是又一位被司马迁誉为“博物君子”的人物。季札聘鲁请观周乐，发表一系列关于音乐、文学、历史、各地风俗的经典性评论，这是文论史上一件大事。司马迁遂认为“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6]。司马迁两次对历史人物作出“博物君子”的评论，表明司马迁心目中“博物”是一种崇高境界，代表了他的正面文化取向。 班固继而亦曾言及“博物”人物。他在《汉书·楚元王传》中又开列出一个名单，这些人物除孔、孟、孙（荀子）之外，大部分是汉代人，有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等，说“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於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在批评嘲讽司马迁同时，也不得不肯定他具有良好“博物”优势：“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此外，班固在写到司马相如、桑弘羊时，也说他们“多识博物”、“博物通达”等，见相关传文。范晔《后汉书》中写及的“博物”人物更多，他们有谷永（“前世博物道术之士”）、夏贺良（同上）、伏无忌（“博物多识”）、曹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郑兴（“好古博物，见疑不惑”）、贾逵（“博物多识”）、胡广（“博物洽闻，探赜穷理，六经典奥，旧章宪式，无所不览”）、周兴（“蕴椟古今，博物多闻，三坟之篇，五典之策，无所不览”）、孟光（“博物识古，研究典籍，锐意三史，多识汉家旧典”）等。 班固和范晔所列举的“博物”者，基本上也都是一代文化学术精英，与司马迁所说“博物君子”性质相近。对于“博物”人物的社会定位，莫过于《后汉书·崔骃传》中一节文字：“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陈谟，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这里将“皋陶”“伊、箕”等人，既说成“明哲之佐”，又誉为“博物之臣”，前句突出的是政治能力，后句强调的是学识，可知学识备受尊重。正因此，汉代文士们在“博物”信念上表现十分坚定，它不仅是一种学识修养，更是一种光耀史册的人生荣誉。 两汉四百年尽管博物之风盛行，却尚未出现以“博物”命名的著作。张华《博物志》撰成于汉亡以后半个多世纪的西晋，不过此书的撰写理念，显然来自先秦两汉，“博物”一语无论出处还是含义都受到汉人影响，亦无问题。张华自谓“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出所不见……”（卷首），可知作者是要对上古以及汉代各种典籍，做拾遗补充。所以他沿用先秦、两汉人的概念，以“博物”者自任。观《博物志》中所写内容，极为庞杂，按照今本各卷内容分布，有 “山”“水”“五方人民”“物产”（以上卷一）“外国”“异人”“异俗”“异产”（以上卷二）“异兽”“异鸟”“异虫”“异鱼”“异草木”（以上卷三）“物性”“物理”“物”“药物”“药论”“食忌”“药术”“戏术”（以上卷四）“方士”“服食”“辨方士”（以上卷五）“人名考”“文籍考”“地理考”“典礼考”“乐考”“服饰考”“器名考”“物名考”（以上卷六）“异闻”（以上卷七）“史补”（以上卷八）“杂说”（以上卷九、卷一〇）。如此杂乱面貌，固然有后世版本散轶淆乱因素，但不可否认它本来就内容丰富，体现着儒家博物本义。以近代学术系统分析审视，则其内容所涉及学科，大抵有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产业地理、民族、民俗、动物、植物、物理、化学、医药、上古历史、神话、民间传说、养生术、长生术、礼制史、音乐史、服饰史、词源学、版本学、文字学等等，最后二卷“杂说”上下，甚至还包括育儿生理学之“胎教之法”。学科范围涉及社会、人文、自然等众多门类，简直是“全科著作”，这实际上也表现了先秦两汉以来所蕴育出的“博物”理念的广泛内涵。张华作为当时一政治家、文学家，他在著作中陈述人文社会知识，当属正常，毫不奇怪。多少出人意表的是，他在书中说及大量自然科学知识，另外语言文字学也占有很重分量。这两大领域的知识，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由此可证，“博物”不仅是社会人文知识，也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