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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知识化”，是文学将知识当作写作的重心和目标，文学成为展示各种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载体，这是文学史上的一种特异现象。辞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主流文体，历来对它的写法有“骋辞”、“体物”等概括，而其实质无不归结于“博物”，博物化即是知识化。两汉著名的辞赋作品，多数可以视为文学知识化的代表作。汉代文学的知识化，是西汉前、中期“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汉代处于知识大整合、大发展时期，当时全社会崇尚“博物”观念的产物。汉代文学的知识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体质，文学作品兼有了知识文章甚至学术文章的某些品格。这种体质特征，使得汉代文学拥有了别一种魅力；但过度追求知识化，也会给文学性造成损害。 关键词：汉代文学 知识化 博物 辞赋 作者简介：徐公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过专著《魏晋文学史》等。 文学本来就是人类创造的整体知识中的一部分，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就是知识。不过本文所说“文学的知识化”，是文学将知识直接当作写作的重心和目标，文学成为展示知识的载体。这是在文学史上很少见的一种特异现象。汉代文学突出显示了“知识化”的倾向，以致成为一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以汉代文学的主流文体——辞赋为中心，讨论文学的知识化现象及其形成原因。 汉代的“博物”观念及其发生渊源 在“体国经野，义尚光大”[1]时代精神熏染下，汉代在文化上形成了“博物”风尚。“博”是“大”在文化知识领域中的代名词，“博物”就是尽可能多的拥有知识，就是“义尚光大”的文化诠释和表征。“博物”作为一种文化知识观念，其源甚早。至少我们从孔子那里可以见到权威的说法。他很重视“博学”：“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郑玄注曰：“‘弗畔’，不违道。”[2]又孔子本人亦以博学闻于当世：“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郑玄注曰：“达巷者，党名也，五百家为党。此党之人美孔子博学道艺，不成一名而已。” [3]可见在孔子心目中，“博学”是“君子”的品格，是“不违道”的必要前提。由此博学也成为儒家的重要文化传统，而“博物”只是博学的自然结果。 汉代“博学”、“博物”风气得到传承并发扬。为了与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军事社会相匹配，汉代致力于建设“博物”文化。这首先是与汉代最重大的文化学术事件——“经学”的兴盛和繁荣，有着直接关联。从汉初开始，朝廷陆续设立诸经博士，其后在武帝独尊儒术大文化背景下，经学成为皇朝官方学术，更因朝廷取士政策中包括“明经”、“文学”等内容，儒学成为广大文士进入仕途必修功课。汉代儒者世代传授，门生众多，不少经师门下，生徒以千、万计，经学遂以大昌。“经学”内容基本上就是所谓 “六艺”（“六经”），准确地说，“六艺”不是六部著作（一说“乐”无书），而是六大类学问。“六经”内容庞杂，包罗万象，构成一综合型文化学术体系。例如《诗》，虽然可以指“三百篇”具体作品，但它也是指一种著作类别，是诗歌甚至是文学的大类代名词，被赋予它以广泛的文学功能。春秋时期，道家主张“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卷上），而儒家则力主“学而时习之”，崇尚知识。汉代确立礼乐制度后，儒家“六艺”就成为官方经典和公共教材。而“六艺”内容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博”，“六艺”合起来，就是政治制度、道德准则、文化知识的大集合。对此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劈头就指出儒学特点是“博”：“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他又进一步解释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4]司马谈虽站在批评立场上，但他的概括相当确切。司马谈还说到《春秋》的风格是“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其实六经皆有此种内容和功能上的“指博”特点，这是一种文化“溢出”效应。“六经”本身既然具有知识内涵广博的特征，儒学在汉代的兴盛，就必然导致博学风气的盛行。又因经学培育出了一大批“博学”儒者群体，就给文化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总体说，经学的发达助长了“博学”、“博物”风气，促进了广泛领域众多学术门类的成长。汉代将一批高级儒者称作“博士”，突出了他们的知识性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