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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受“博物”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期楚辞中的屈原作品，占据最多篇幅的是情绪抒发部分，而非对于物类物态的描述。其中虽也有不少知识性内涵，如上古时期神话传说之类，但真正写“物”的部分很少。所以在屈原作品中，博物成分并不浓厚。荀子“赋篇”开始写“物”，但一则篇幅有限，二则写法有类谜语，与后世辞赋实有距离。入汉，贾谊作品中“物”的成分增多，如《鵩鸟賦》以鸟为題，但叙述中心仍在人情，而非物态。可以说有“物”而未“博”。真正进入“博物”境界的便是西汉“枚、马、王、扬”诸辞赋大家。《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甘泉赋》等篇，以大量文字详细描述地理形胜、山川城池、飞禽走兽、土石草木等等，其“博物化”的面貌呈现无遗。其后，辞赋写作中的“博物”风气长盛不衰。 对于汉代辞赋的写作特征，古代文论家早有评隲。有“骋辞”、“体物”等说法。前者出自王逸，其云：“……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辞，以赞其志。”（《九思·序》） 这里将“作赋”与“骋辞”连写，明示“骋辞”即是“作赋”的基本特点。“骋辞”之“辞”，其含义不仅指语词、词汇，而是包括语词、辞藻的各种变化和技术性应用（即所谓“修辞”）；“骋辞”则是展示丰富的辞采、以文辞或修辞取胜。后者出自西晋陆机：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12] 陆机在这里“区分”当时各类重要文体的体式特点，以“赋体物”与“诗缘情”“论精微”等对举，显然他认为“体物”就是赋的最重要写作特征。何为“体物”？李善注曰：“诗以言志，故曰缘情；赋以陈事，故曰体物。”（《文选》李善注卷一）李周翰注曰：“诗言志，故缘情；赋象事，故体物。”（《文选》“六臣”注卷十七）照二李的解释，“体物”与“陈事”相通，“物”可以包含“事”。故而陆机所谓“体物”，是指作品对于“物”（包括“事”）的一种体察和描述；通过这种“体物”，可以取得使描述对象更加“浏亮”的效果，亦即使得对象给人印象更加鲜明突出。应当说，“骋辞”“体物”，基本上都符合辞赋体式的实际特征。它们说法不同，实质上意思相通，前者说在辞赋写作中要使用美丽繁缛的文辞，后者则说要尽量体察、体现描述“物”的丰富内容和面貌。前者主要说手段，后者主要说目的，要旨都可以归结到“博物”。后来刘勰又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整合了两种说法，实际上也认可了辞赋写作中的“博物”特征。至此，辞赋的“博物”特征得到确认，无论是“骋辞”说或“体物”说，它们实际上准确反映了辞赋这种文体所具有的“博物”特性。辞赋的这种“骋辞”“体物”写法特征，本来就具有“炫博”“逞博”目的，所谓“极声貎以穷文”、“写物图貎，蔚似雕画”（（《文心雕龙·诠赋》）），都可以通向“博物”；加上辞赋篇幅长，容量大，自然成为“博物”的一种良好载体。自《汉书·艺文志》等典籍著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汉代辞赋作品，它们虽然保留着“赋”的名称，但似乎已经完全以博物为内容，如《杂鼓琴剑戏赋》十三篇，《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13]， 等等。应当说，这些是极端的辞赋作品，它们在体质上已经全面博物化了。更多的汉代辞赋作品，则并未发生基本体质的变化，而是在辞赋的原有体制中，或多或少掺入了博物的内容。 汉赋遂循着博物的取向，规制着自身的写作方式。四百年汉代辞赋的写作历程，深深地打上了“博物”的印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