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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二京赋》中的“博物”特色，更在于其知识系统的科学性。最生动的例子就是篇中写到“上林禁苑”时他明确说：“植物斯生、动物斯止。”这是汉语中“动物”“植物”作为名词的最早文例，而其含义竟与近代学科分类完全符合，所以它们不是一般随意用词，而是清晰明确的科学概念。赋中紧接着就分写“植物”与“动物”。植物部分有“林麓之饶，于何不有？木则……草则……”，动物部分有“鼋、鼍、巨鳖，鳣、鲤、鱮、鲖……鸟则……众形殊声，不可胜论”等等。在张衡之前，辞赋家们写及的物类品种已经很广很多，为叙述的便利，它们也做了一定的系统分类；所分类别，一般都以“草木鸟兽虫鱼”之类为纲领，无论枚乘、司马相如，还是王褒、班固，莫不如此；连当时的“工具书”如《尔雅》中也如此[19]。但这种以直观为特点的知识分类法，早在孔子时代即已存在，时隔六、七百年，汉代的“博物”家们仍然沿用这种直观式的知识系统分类准则，未免有些原始和鄙陋。《二京赋》写及物类品种，在数量上并无根本的超越；真正在博物史上具有超越意义的，就是张衡的分类法。“动物”“植物”的分类，看似简单，却大大强化了博物系统的科学性内涵，与“草木鸟兽”分类法相比，在叙述逻辑和知识理性上显然提升了一个档次，体现了从“古典式”知识系统向近代性的过渡。就“文学的知识化”这个课题而言，张衡的辞赋创作进入了一个独到的巅峰境界。 自然科学知识入赋，使汉赋呈现更加鲜明的“博物”印记，也是文学知识化更令人瞩目的要素。 汉赋“博物”化之魅力及问题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文学尤其是辞赋的知识化色彩是最为鲜明的。汉赋的“博物”化，给它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魅力。首先，它使得原本只是文学体式之一的辞赋，具备了其他文体少见的知识化特征。知识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由于辞赋具备了知识化特征，使得它扩展了文学的属性，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辞赋的体质。文学作品兼有了知识文章甚至学术文章的某些品格。一些优秀辞赋作品中“写志”与“体物”两种成分配置得当，做到了“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文心雕龙·诠赋》），实现了文学性与知识性兼容，文学性与知识性（甚至是学术性）的联姻，增强了作品的丰富内容和典雅风格，增强了所谓“书卷气”。而叙述逻辑和知识理性在作品中得以提升，又开辟了文学的新境界，造就出辞赋的新魅力。 但是文学与知识，严格意义上说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体系，解决好二者的兼容关系，是个很微妙也很困难的课题。知识性与文学性的关系一旦处理不当，便容易出现彼此妨碍、互不兼容甚至彼此排斥的弊病。特别是某些“专家”式辞赋作品，虽然在“博物”方面颇突出，作者也往往学识精湛、充满才气，写得十分精致整饬，甚至达到了“专业化”水准，但由于知识性过于强烈，内容过于专门高深，对作品的文学体质反而造成了抑制或销减作用。这样的作品，可以想见难以得到一般文学读者的充分理解和欢迎。它们虽然知识性增强了，但作为文学的感染力却减弱了，所以辞赋“博物”化，文学知识化，也很可能会出现负面影响。这是一把双刃剑。 东汉中叶以后，汉代辞赋在“博物”方面续有发展，有些作品在“骋辞”或“体物”上也显示出若干新的面貌，如马融《长笛赋》，将对象的各方面特征，包括长笛的材质、制作过程、外形象征、吹奏方法、音乐效果、礼乐意义等等，发掘得纤毫无隐，在“博物”功力上也达到很高造诣。还有蔡邕等人的作品，也都写得很细腻精致。不过在写作方法上的创新和开拓，却不再有大的进展。而辞赋写作中文学性与知识性的内在抵触关系问题，也愈发暴露出来。基本问题是，辞赋作为文学之一品种、一体式，它不能不受到文学固有特性的约束，文学艺术要求作品“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嵇康《琴赋》），“睹物兴情，情以物兴”，侧重从人之情志出发，围绕情志展开写作。至于“物”，人生本身也可以算作广义之“物”，但无论如何，“物”与“情”是两种存在主体。文学不能重“物”轻“情”，甚至取“物”而舍“情”。陆机《文赋》将“情”与“物”分别系于两种文体“诗”与“赋”，这种表述方式将“情”与“物”割裂开来，似乎赋可以不要“缘情”而只需“体物”，是有缺陷的。作为文学之一“体”的辞赋，如果真的消解了“情”的重要地位，“去情化”的结果必然导致辞赋本身失去作为文学的基本性质和功能，辞赋写作将误入歧途。误入歧途的最明显例子就是西晋左思的《三都赋》。此赋在名物搜集和实事考索上花费巨大精力，所谓“构思十年”（《晋书·文苑列传·左思》）等等，并非虚语。左思如此用功，为的是求博，“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晋书·文苑列传·左思》）。《三都赋》以“本其实”为写作宗旨，在赋序中讥嘲班固、张衡的作品“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挍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同时自我标榜“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謡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刘逵为之作“序”，说作品“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晋书·文苑列传·左思》）。卫权为之作《略解》，称赞《三都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竒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晋书·文苑列传·左思》）。他们下这些赞词的着眼点也都是“博物”。可以说，在博物之项上，左思所下“功夫”（不等于“学识”）已经超越绝大部分前贤赋家。但是他的“博物”努力，显然已经入于误区，《三都赋》不但缺乏张衡那种科学体系性的光彩，而且主要关心的是在描述“山川”“草木”“鸟兽”“珍异”等物象时如何“本其实”、“稽之地图”、“验之方志”，甚至“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结果尽管作品写得十分“典要”，似乎还具有了另一种学术严谨性优点，也掩盖不住“情”“志”的缺失问题。过份强调知识化的结果，就是使得作品与文学的本性渐行渐远，这就是“博物”过度之弊。 必须认识到，如汉代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精神，这样的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两大知识系统大整合大发展的时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文学躬逢其时，才有了知识化的蓬勃生长和全盛状态。一旦这种社会文化环境减弱或者丧失，文学知识化的进程便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中止。以“骋辞”“体物”为重要特征的辞赋，在汉代臻于高潮之后，后继乏力，甚至不得不转型（魏晋之后辞赋主流逐渐转型为“抒情小赋”，或者努力从“俳赋”“律赋”“文赋”等方向寻找出路），这一史实就是明证，它告诉我们文学知识化是在是特殊时代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