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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问世的《儒林外史》⑦与《红楼梦》⑧是江南启蒙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启蒙文学的高峰。言情其表，启蒙其里。言情以启蒙，通过文学与哲学的深度对接，完成了对于雅与俗、娱乐与教化的双重超越。 我们在这里将《儒林外史》与《红楼梦》都视为江南文学，是因为作者和作品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江南印记，尤其是两人都与南京有着深厚的渊源。吴敬梓为安徽全椒人，年轻时多次来南京游历。雍正癸丑十一年(1733)33岁时，移家南京，完成了小说杰作《儒林外史》。他对南京印象极好，在《移家赋》中说：“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兰舟，药栏花砌，歌吹沸天，紫罗扑地，实历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爰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他对南京文学中心地位的认可，也鲜明地体现在《儒林外史》中。而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南京度过的，曹雪芹之祖父曹寅长期担任江宁织造，那时曹家家势如“烈火烹油”，曹雪芹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然而在雍正初年曹雪芹随全家徙回北京前后，家道开始中落，成年后的曹雪芹则一贫如洗，“举家食粥”。南京的生活只是成为一种抹不去的记忆。这些印象与情绪大都被融入到《红楼梦》中，成为了小说中时时隐现的“金陵情结”。 与其他文学作品相比，《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带有更明显的启蒙意识，两书都表现出文学/文化的双重叠影：一重是横向的，雅俗的维度；另一重是纵向的，哲理意蕴的维度。 《儒林外史》与《红楼梦》无论从雅俗文学形态而言，还是从思想内涵而言，都堪称文学高峰。文学语言上，《儒林外史》与《红楼梦》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度。吴敬梓长期生活在安徽、江苏，属于江淮方言区，但是《儒林外史》语言主要是当时官话，即使是方言也经过提炼而显规范，表现为朴素、幽默和本色。《红楼梦》语言的总体风格乃是亦庄亦谐，雅俗合一。在文学功能上，两书都已经超越了教化与娱乐的层次。是对于两者的双重超越。我们在分析以往小说的文学功能时，总是很难超出“教化”与“娱乐”的范围。以往对通俗文学的评判，比如明初戏曲、“三言二拍”、《型世言》、李渔戏曲等，作品中是否带有大量的市井描绘，同时展露出世俗性的情调，或者是否在作品中一本正经地说教，使作品单纯成为伦理道德的载体，或此或彼，成为文学功能雅俗的重要分野。而面对《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时，教化与娱乐已经不能作为丈量其文学价值和功能的标尺。正如一句古语所言，它们的功能指向如同古人识马的眼光，那是在“牝牡骊黄”之外的。它们吸取了俗文学，又重构了俗文学，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学价值观念的颠覆和超越。 《儒林外史》表达的是一种文人—文学—文化本体反思，即是对中国千百年来所延续的雅文学(士人文学)本体的思考，以及对作为文学主体的士人之生存境遇与命运的思考。它将雅俗文化的关系予以重构，这里，市井文化不仅作为重要的参照系统，而且作者颠覆性地将之作为士人文化的最终拯救者。对于数百年士人文化的发展史而言，这更带有象征的意味，可以视为一种回归。 《儒林外史》所探讨的是从真儒到假儒，以至于“无儒”，归结到市井奇人。从雅俗的维度来说，指向的是市井文学；从意蕴的维度来说，指向的是返璞归真的道家文化。吴敬梓在小说中描绘了一大批儒林中的真名士，第三十三回写迟衡山倡议立泰伯祠，说：“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却并不曾有个专祠。那文昌殿、关帝庙，到处都有。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这一倡议引起了南京有识之士的赞同，于是众人积极地参与筹备，并纷纷解囊襄助。泰伯祠公祭成为全书中最浓墨重彩铺叙的篇章，李汉秋先生就认为“第三十七回泰伯祠大祭是全书结构的顶点，也是贤人们礼乐事业的高峰”，⑨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弘扬礼乐的决心。虞博士是吴敬梓极口赞赏的人物，其品行堪称无暇，第四十六回就通过余大先生之口加以评论：“难进易退，真乃天怀淡定之君子。我们他日出身，皆当以此公为法。”其人乃是小说人物之典范，其他如杜少卿、杜慎卿、庄绍光、迟衡山、武正字、马纯上等，就品行而言，都堪当一时之选。 吴敬梓更努力地挖掘士文化中的深层蕴含，描述他所推崇的礼乐制度和真名士。吴敬梓比较赞赏“真名士乃在民间”的观念，小说第二十九回写道：“……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至小说结尾，南京名士消歇，而市井中却出现了几位奇人，一是“会写字的”，一是“卖火纸筒子的”，一是“开茶馆的”，一是“做裁缝的”，都是生性恬淡，以山水自遣。此辈固非儒林中人，却是被作者赞赏的“奇人”。 值得注意的是，《儒林外史》在对传统教化观念的超越中，又有着某种精神意识的回归，它更着重于士人的道德重建层面，以反思传统文人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回归既不是回到传统的世俗道德，以教化为指归，也不是简单的道德复古情结，以标榜为目的，其中浸透了作者对于士人生存境遇的深沉思考，表达了在探寻人生出路与精神归宿的迷惘和困惑。 《红楼梦》对于《儒林外史》而言则更像是一次跨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象层面，它所专注的不再仅仅是士人的人生，而是以贵族家庭为背景，笔触延伸至社会的各个方面，表现了更宽阔天地里的各种人生世相；二是反思层面，《红楼梦》所关心的也不再仅仅是道德重建的话题，它以情为主要表现对象，折射出主题的多重性，展示了更为深广的思想内涵。《红楼梦》所体现的雅俗互动，主要是象征性人物和情境对于世俗的隐喻，一是刘姥姥，一是秦可卿，一是太虚幻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