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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言情以启蒙”的双重超越：从情本主题到启蒙精神 正如前文所述，明清时期江南文学兴起了一股主情思潮，在具体形态上表现为雅俗互动，文学功能上表现为娱乐与教化的纠结。就思想动力而言，启蒙成为这一思潮发展演进的内在动力，“言情以启蒙”成为江南文学由形而神、由外而内的发展轨迹与文化逻辑，表现在文学主题方面，以叙事文学为代表的作品实现了从“原欲”到“情本”的跨越；表现在文学精神方面，则是江南文学经典高扬启蒙大旗完成了对雅与俗、娱乐与教化的双重超越。 1.文学主题：从“原欲”到“情本”④ 明中叶以来江南文学主题之张扬，来自于文学理论与实践结合之丝丝入扣，李贽(1527-1602)的“童心说”接续王阳明“心学”、泰州学派的传播，成为当时影响江南文学创作的主要思想。显然，李贽在江南文学的发展中具有突出的意义，以李贽为纽带，以“童心说”为中心，肇始于宋元的市民文学的发展至此获得了理论上的强有力支撑，文学与哲学实现融合，江南文学景观也发生巨大变化。 王阳明的“心学”体现出道德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可以称之为“自由人性论”，中间经过泰州学派王艮的发挥，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说法，李贽“童心说”则是对泰州学派思想的再发展，尤其是“好色好货”的观点，强调以欲望为中心的自然人性，以此作为思想武器大力反对禁欲主义。这样产生了两个事实：一是通过李贽“童心说”，完成了从“自由人性”到“自然人性”的转变；二是“童心说”对于人性本能欲望进行鼓吹和思辨，又成为明中期以来文学思潮中的原欲思想向情本思想发展的重要纽带，得到了晚明文人在创作实践上的热烈响应和弘扬。 李贽之说出，许多有着强烈启蒙意识的文人在文学实践中进行热烈响应，文学与哲学合而为一，突出个性解放的不同层次，即从原欲到情本的发展。在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洪流中，诗文有袁宏道⑤(1568-1610)，通俗小说有冯梦龙(1574-1646)、凌濛初(1580-1644)，戏剧则有汤显祖(1550-1616)等。 在由李贽思想激发出来的文学创作中，袁宏道对于李贽学说的倡扬最为有力，某种意义上说，袁氏“性灵说”鼓吹“原欲”思想，推崇“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即是“童心说”在诗文领域的实践和贯彻，但是由于其文学创作以诗文为主，因此在文字的表述上，受到形式的束缚，显然未能尽意，而往往以“性灵”、“情趣”的面貌出现，我们将这种“情趣论”视为“情本”思想的文人化，换言之，是以世俗欲望为内核，但是却披上了一层文人的外衣，因而成为了文人之“欲”与文人之“情”。而到了“三言二拍”市民文化的精神空间里，市民性的特征得到强调和突出，物质世界的原始欲望被表现得更为形象和炽烈。具体而论，“三言”与“二拍”又有一定的差异，如果说凌濛初更多地沉溺于市民欲望的描绘，既充分肯定商人的经济活动和追求财富的人生观念，又对情欲加以渲染，尤其是通过肯定女性情欲来挑战传统道德。而冯梦龙所表现的总体趋向是由欲而情，试图找寻更高层次的人性解放，“三言”中的一些篇目可以诠释他的“情生万物”、“情不灭”等“情教”思想，但是来自市民内心的欲望和来自文人心胸的教化理性似乎又影响了他对于“情”理解的纯度，他的情本思想并不彻底。 我们认为，从明清江南的叙事文学来看，“情本”是对“原欲”的超越。“情本”思想本身可以划分出三个层次：冯梦龙的“三言”属于第一层次，也是最低的层次，冯梦龙笔下尽管具有“情本”思想，但是却处于较低的也就是仍纠缠于性欲的层次。第二层次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它对于“情本”的理解是超越性爱甚至于超越生死。正如其在《牡丹亭题辞》中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所刻画的杜丽娘对爱情和幸福人生的追求的热烈程度，在以往的叙事文学中难以见到。《牡丹亭》所抵达的感情深度可以说正是晚明个性解放的深度。而最高的层次则是《红楼梦》所展示的“情本”思想，曹雪芹的“秦淮残梦忆繁华”深刻表明自晚明以来的重情思想在文学实践上已发生本质的蜕变，从对本能原欲的追逐，经过情与理的激荡，主情抗理，最终上升到以情为本、以情立人的思想高度。 从“原欲”到“情本”，作为江南文学中最具时代特性与地域特征的核心主题，成为审视明清江南文学的一个独特视角。在江南文学中，不少作品都与言情相关，言情更像是明清江南作家文学创作时自觉选择的题材内容和书写形态，作为一种特征鲜明的书写策略，它贯通了文学作品的形式系统与观念系统，呈现出更为丰富的主题指向，从而构架起相互关联、依时演进、层次清晰的思想序列，言情以张欲，言情以反理，言情以明性，言情以启蒙，启蒙成为江南文学的最终归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