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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生期——重心下移，俗文初兴 就文学形态之雅俗合流而言，明代中期文人开始主动地吸收和改造通俗文学，而具体表现形式往往是创作带有通俗意味的文言小说，或创作具有市民文学特色的词曲，此阶段文人表现出的这种不彻底性，既区别于元末明初的加工和整理旧有成果，所沿袭的是宋元时期的文学特征，又不同于此后之晚明小说作者带有鲜明的启蒙色彩。 这一时期从形式到观念上的趋俗主要表现在小说和诗词曲的创作上。在小说方面，在元明之际已有《娇红传》《贾云华还魂记》等诗文小说出现的基础上，明代中期又有《钟情丽集》《天缘奇遇》《荔枝奇逢》等篇问世。这些小说在文体源流上应该是承自明初文言小说“三灯”，尤其是接续了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以浅近的文言叙述世情故事的传统，同时又吸取了通俗小说的一些要素。总的来说，这些小说在文体特征上展示的不是通俗小说的雅化，而是文言小说的俗化。诗文小说在题材内容上，其典型作品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窃玉偷香之类的男女情爱故事，其后作品越来越注重于渲染性爱，专写风情浪子艳异佳人的风流韵事。就语言风格而言，诗文小说的特点是韵散结合，亦雅亦俗，可见出所受前代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双重影响。比如在唐人的爱情传奇中，以诗词唱和成为小说人物表达情爱的重要方式，从而形成了韵散相间的格局，到了明代文言爱情小说，则出现了韵语骤增的情况，使传奇小说中的“诗笔”得到畸形发展。诗文小说的作者们进一步吸收话本小说有说唱的特征，把韵散相间的艺术形式发挥到了极致。比如《钟情丽集》等篇中的诗赋、对联、书信等韵文部分都超过了全篇一半以上的篇幅，以至于显得颇为冗长。这也说明，这些诗文小说的作者属于有一定文化知识，又层次不高的中下层文人，缺乏提炼和概括的写作能力。[1] 明中叶成化、弘治时期在江南一带散曲开始复兴，主要的代表作家有王磐、陈铎、唐寅、祝允明等。这些文人在醉心词曲、书画等艺术时，往往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于现实政治的疏离，以及对于世俗文章的轻视，闪烁着个性解放的思想光彩。尤以陈铎的散曲最具代表性。陈铎(1469前-1507)家居南京。世袭指挥使，然不守官职，醉心于词曲，当时南京教坊中人称“乐王”。陈铎的散曲主要描写市井生活，分为两大类，一是描画风月艳情，主要有《秋碧乐府》《梨云寄傲》，内容以写男女风情最多，文辞流丽，《曲律》评为“颇著才情，然多俗意陈语”；二是描写城市景象与市民生活百态。有《滑稽余韵》，收曲136首，用当时以城市为主的各种社会职业为题，如医人、妓女、瓦匠、裁缝、马户等八九十种行业之人的生活，以及如冠帽铺、香蜡铺、茶铺、灰土行、柴炭行等四十多种店铺的经营活动，人情世态，形形色色，乃是散曲中别开生面之作。 明代中期散曲极盛，被认为是元代以来散曲的复兴，在明后期则大量出现了民歌，散曲与民歌的相继出现显然有着内在联系，正是散曲的发展推动了民歌的兴盛，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前提，它展示了明代文人对民间歌曲逐步认识和接受的过程。明人王骥德在《曲律》中指出：“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诗与词，不得以谐语方言入，而曲则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也。故吾谓：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②他这是从文人创作的角度出发的，认为就表达世情方面，“诗不如词，词不如曲”。其实民歌显然比散曲更为通俗，这不仅是兴盛时间和文体发展逻辑上的先后使然，而是两者在形态上有着雅俗之别。只有受到更为强烈的启蒙思想的激发，表达本能原欲的民歌才会形成“我明一绝”的热烈声势。这也可说明，明中期江南散曲的繁荣还只是其后启蒙思潮下通俗文学兴盛的预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