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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没多少生活，但对世界和事物有独特的感知，这就是洞见的基础。”VS“关键得有文学性的创造。非要追求历史感，首先得取决于文学感的成立。” 傅小平：说到这里，我们大致明白了历史感不是什么，它不是刻意表现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从你的生命体验里流淌出来的。它与题材没有绝对的关系，不是说写历史就必然有了历史感，写当下就一定缺失了历史感。 陈冲：从写作的角度讲，恐怕应该是正相反，写历史题材，不可缺少的是现实的观照，写现实题材，则不能没有历史感。所谓总体性、整体感的缺失，正是缺少历史感的必然结果。“碎片化”本身不是问题。从特定意义上讲，现实生活的原初状态，本来就是碎片式的。问题在于，“碎片化”作为一种小说修辞的表现方式，应该是对已经经过理解的现实所做的一种变形处理。这样一来，它自然也要受到类似于绘画变形所受的那种检验，即这种变形，究竟是因为画家对现实本质有了深刻理解之后所进行的夸张与强调，还是因为画家的素描能力不过关，画不像，才画成了这种样子。对于一个经过碎片化处理的小说文本，这种检验的标准，就是看它所提供的这些碎片，能或不能在阅读的审美过程中，最终“拼接”出一个具有总体性和整体感的小说世界。如果弄到最后仍然只是一堆碎片，那么充其量也就是一只万花筒。虽然对着阳光一照五彩缤纷，转动一下琳琅满目，说到底终是一个玩具罢了。 哈金：这个问题涉及作家的眼界问题。写作技巧可以教，但眼界没法教，这除了跟个人的经历和学识之外，更主要在于作家心灵的敏感程度。我们常说要体验生活，其实，对心灵不敏感的人来说，根本有没有意义去体验生活，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在他们身边只会一掠而过。而有的人没有多少生活，但他们能对世界和事物有独特的感知，这就是灵感，是洞见的基础。当然还要有勇气。实际上，在特有的时代环境中写作本身就是重要的历史感，如果你诚实，写出的文学作品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气息。 傅小平：对。很多写作上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作家的能力、见识、眼界和才华的问题，要是综合能力没有达到，即使他有再多的历史知识，恐怕都带不出那种历史感。这就好比写细节，要是缺了能力，真的也会给写得像假的。当然具体到写作，还是会复杂一些。我想到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亡军的将领》，小说写到一位意大利将军，在战后回到阿尔巴尼亚，收集当年战死在此地的部下遗骨的故事。重要的是，他写了一个充满历史感的故事，就像有评论说的，卡达莱作为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作家，他为认识战争带来了新的角度和新的经验。要以此对照，写出历史感，同时也考验你写作的角度，而这角度的选择，考验你对历史和现实有没有新的发现。 徐则臣：没错，情感的深度到了，认识的深度到了，经验的广度和深度到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角度别致、效果有了，历史感也就来了。 鲁敏：嗯，同意。就是说，关键得有文学性的创造。如果非要追求历史感，首先得取决于文学感的成立。我读过好多遍、十分喜爱的《五号屠场》也是这样。冯内古特对这段亲身经历是无论如何也要写出来的，这种强有力、几乎令他不能入眠的表达欲肯定是大于所谓的写出历史感的野心。他推翻了许多角度，最终才找到现在这个带点科幻的、神经质的入口。 赵柏田：历史想象力，正是历史感的呈现之一，它可以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体察人物情感和心理，循着历史的草蛇灰线，去发现历史隐秘的结构，去重新组织历史。卡达莱的《亡军的将领》借由将军寻找战死士兵的故事，呈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功力。他在《破碎的四月》《谁带回了杜冷迪娜》里也做得很好。对于一个有着强烈历史感的作家，他会特别注意视角的运用。他就像尤瑟纳尔说的，会调整好手中望远镜的准确焦距，以便把远处的东西拉到面前观察。以新视角去写战争的，我还可以推荐E.L.多克特罗的《大进军》，在这个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故事里，他赋予了历史小说以现代的形式。 刘大先：正如老话说“日光底下无新事”，但是“无新事”并不意味着不能有写作上的新经验和新表述，同样的原型母题能够生发出无数枝繁叶茂、赓续不绝的作品，正是因为后来的作品都找到了自己的角度，如果没有独特的角度，那种写作基本上是无效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