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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个人经验没什么不好，关键是能不能把它升华成时代的，历史的经验。”VS“尊重形式，尊重内在的逻辑，是写作的伦理，任何时候都不能牺牲掉。” 傅小平：让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作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前不久张悦然推出的长篇小说《茧》。作为一个被打上个人化写作标签的作家，张悦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切入她不曾经历的“文革”，不能不说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但她的叙事又很难让人满意，一些专家和读者认为，她所做的只是一种变形的青春写作。那问题在哪呢？或许在于这样的写作缺失了逻辑精神，因为小说形式和内容之间，不构成一种“非如此不可”的关系。说来说去，还是涉及到该怎样在写作中体现历史感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很多作家写作面对的难题。 哈金：刚刚见到张悦然，她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创意写作班一起来波士顿访问，不过她的《茧》还没看过。其实，写个人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能不能把个人的经验升华成时代的、历史的经验。艾略特评价叶芝时说：伟大的诗人在写自己的时候也书写了他的时代。我想小说家也一样。 刘大先：《茧》我没有读过，不好置喙。我想说的是写作如果要体现历史感，仅靠想象甚至细密的考证是不够的，它必须有着真切的现实关怀和生命体察，有着明确的历史观念和价值诉求———无论这种历史观念和价值诉求是“正能量”还是“反动的”，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否则不过是让各种流行的他者话语在写作者头脑中跑马圈地而已。 陈冲：我没有读过《茧》，但张悦然是一位我比较看好的作家，因为在“70后”“80后”这个群体里，她是一位有家教的作家。我还有一种看法：文学是有边界的写作。要求张悦然在长篇小说里写出“文革”的历史真实，是不合理的。理论上说，“历史真实”是比“历史感”更高阶位的要求。如果小说只是以“文革”为背景，实质上是一种变形的青春写作，那么我觉得如果这种变形恰好能与“文革”的变态相呼应，就不失为一次有历史感的写作。当然，没读过作品，虚着说说，说错了，就权当是误射了一枚响尾蛇吧。 鲁敏：我跟张悦然也在微信里聊过她这部新作，祝贺她走出了这么富有挑战的一大步。她非常勤奋，此前做了大量的功课，有多次的自我推翻与重建。她的这部小说，我认为在结构上的探索是被忽略的，作为同行，非常能够体味到，这种对话模式，在具体实践中是高难度的。大多数的批评，集中在“文革”伤害作为人物核心背景的突破上。可能也因为长期的，对“70后”、“80后”的“历史感”失望，这次终于找到了好靶子。这些反馈，说明张悦然在“80后”的率先突破得到了正向认同，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又有点像一个“我晓得你要在哪里找什么、你也晓得我在哪里藏了什么”的游戏。我也经常这样，身边一大批同行都这样。写作者、读者、出版社、批评家，包括评奖标准，都在玩这个游戏。我们在技术、经验与理性中，不自觉地自我训练着这种捉迷藏游戏。我也很迷惑，我不断地想摆脱。有时又觉得，这大概也是写作者所固有的胎记。 傅小平：我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文学界对历史感的迫切呼唤，会不会对作家写作造成一种影响的焦虑？为摆脱这种焦虑，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会让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偏离自己擅长的写作路径，作为一种策略性的考虑，以功利的、投机的态度去面对历史，从而使这样看起来有“历史感”的写作，变成对于主流趣味的迎合？ 赵柏田：不能说一个作家写了某个敏感历史阶段，比如“文革”，比如大饥荒，他就有了对历史的担当。担当这个词太大了，不如说勇气更恰当些。当然，仅仅有勇气是不够的。历史感弥散在字里行间，它来自认知，仅有认知还不够，还必得有自我生命的体认。这个体认尤其重要。西蒙娜·薇依说，有些题材，四十岁之前不要轻易去碰。我明白她的意思，体认是跟年龄有关的，经验不到，怎么急也没用，轻易碰有些题材就很容易写砸。尊重形式，尊重内在的逻辑，这都是写作的伦理，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牺牲掉。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题材里如何体现历史感，要之还是一个想象力的问题。 徐则臣：我们是不是有点着急了？不写历史，说作家没什么深远的担当；写了，即便差强人意，我们也怒其不争。文学真不是有了某种先进的意识就能一下子解决问题的，活儿得一点一点干，在写作中体现历史感不是一咬牙一跺脚就可以完美地实现的。要给作家时间，一个不满意写两个，两个不满意写第三个，“非如此不可”也得摸着石头才能趟过这个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