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中，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白虎寨》、侗族作家袁仁琮的《破荒》和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时间悄悄的嘴脸》三部汉语长篇小说脱颖而出，获得长篇小说奖。耐人寻味的是，在三位获奖作家中，年轻者近花甲，而年老者却已八旬。他们生于不同的年代，来自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却打破时空隔阂，共同在这个节点上为中华民族文化风景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毫无疑问，长篇小说几乎是所有文学类评奖中的一个重要看点。长篇小说创作，与别的样式相比，除了艺术水准上的要求，起决定作用的，常常不是作者燃烧的激情与旺盛的精力，而是扎实的生活底子与深刻的生命体验。而正是这种潜在的要求，也无形中成了一种“选择”，阅历较为丰富的作者，他们的创作更沉实、更深厚，呈现出来一种本朴的自然态、生命态，因而更具有艺术上的魅力，在一轮又一轮的淘汰中，被评委们披沙沥金挑了出来。
    《时间悄悄的嘴脸》是本届长篇小说获奖作品的一个亮点。双语写作的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是三位获奖作者中最年轻的，却是第二次站到了这个奖项的领奖台上。30多年前，他以短篇小说《那醒来的和睡着的》获得此项荣誉。30多年后，短篇变长篇，作者无数次地思考的“时间”不仅赋予其长度，也赋予其厚度。作品大约23万字，情节线性推进，结构并不复杂。“玉王”艾沙麻利因生意之争，涉嫌故意杀人罪逃亡上海，做换脸手术和声带按摩后，改名换姓重返家乡。他的身体虽然是自由的，灵魂却被锁进了一个囚笼里。面对亲人、友人、情人、仇人，他永远是一个局外人、第三者，以往的世界向他裸露出真实的嘴脸。在对忠诚与背叛、宽恕与复仇有了重新认识后，他返回上海，恢复昔日面目，找回自己的生活，超越时间与金钱，成为真正的玉王。故事从种下祸根开始，以化解仇恨收尾。主人公从逃避到复仇，到顿悟，再到面对矛盾，历经情感的挣扎、心理的波澜、观念的改变，主客观世界的对应与往返，此一时，彼一时，结构了一个封闭式的情节，有因有果，结局圆满。故事是传统的，风口浪尖，悬念重重，扣人心弦，读起来一气呵成。尽管有一些细节显得略为牵强，还可以再推敲，但整个事件的发展走向站住了脚。取大势，对于长篇小说创作来说，应该是成功的第一步。
    但《时间悄悄的嘴脸》的动人之处主要还是在于其语言风貌。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写语言”不只是对语言文字进行精雕细琢，而应该包括对语言的创新发展。也许是作者以双语写作的缘故，《时间悄悄的嘴脸》有着独特的韵味。例如，小说中有这么一段：“在没有广告的那个遥远的时代，羊脂玉和羊脂玉们，在河床看不见的深处，甜睡在大地的梦幻里，衔接河床和人间的记忆。当广告背叛祖辈的时间，炫耀贩卖立场缺失的欲望的时候，羊脂玉们告别了大地深处的悠闲，在人间朦胧的河床里，漂泊在金山银海的怀抱里……上海的雨和上海的阳光，在正午的大街忽悠时间，在傍晚的街巷梧桐树下对峙沉闷的空气。在子夜的床席上记录软梦的时候，他们成了好朋友，用艾沙麻利的话来讲，利益可以让木锅变成永恒的金刚，又可以忽悠金刚变成花篮里绚烂的野蝴蝶……”维吾尔族人的表达，风趣而智慧，诗化的语言夹着丰富的意象。这样的句子在作品里随处可见。少数民族语言的叙事方式与汉语言的表达有机融合，使汉语言获得了一种光泽、一种活力，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风貌。
    此外，主人公艾沙麻利形象的塑造也颇有新意。在一个制造财富神话的时代，一些几乎一夜暴富的大亨们都有一种文化断层，如何完善自己的修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课题。主人公从小说一开始，实际上就把自己置于一座孤岛上，真正的对话者其实就是他自己，焦灼的反思、严厉的拷问，即便准备对他认为的仇人下手之前，他的心灵实际上也处在一种煎熬之中。而妈妈如天籁一般的声音的出现是他挣脱黑暗的拐点，艾沙麻利整个心灵完全进入了一个提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动用了大自然美妙的景致，包括星星、月亮、太阳、山川、河流，还有朋友情、亲人爱，帮助主人公坚定信念，实现心灵的升华。主人公完成了心灵的旅程，小说也因此笼罩了一层宗教的色彩。
    长篇小说《白虎寨》则是另外一种风格的表达。无独有偶，作者李传锋与阿拉提·阿斯木同为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获奖者，且获奖作品《退役军犬》也是一个短篇小说。梅开二度，现在又相聚在领奖台上。与大多处于边疆的维吾尔族不同，李传锋的土家族在内地。在汉民族文化背景上，内地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常常面临一种尴尬——既要有身份参与，表现民族特质，又要有背景认同，紧贴社会现实，成为时代的歌者。一方面，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文化趋同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关于时代的表达变得碎片化，人与事件变得不可捉摸。聪明的作家或写历史，或写特定的文化圈、文化现象，或写个人经验、独特经历，名曰“陌生化写作”。但始终有一些对现实如痴如醉的作家，他们心无旁骛，活在当下，写在当下，与大时代同步，即便费力不讨好，也要身体力行，为现实鼓与呼。
    李传锋和他的《白虎寨》就是这样的写作。敲梆崖上的白虎寨，有土司王国的根，有土匪占山为王的脉，进入当代社会，一切成为远去的回声，往日的凭借成了今天脱贫致富的障碍。以幺妹子为代表的一批打工妹在金融风暴后被逼返乡，家乡与发达地区的落差，促使这些在时代浪潮中沉浮的年轻人决心改变白虎寨。通过对科技人才的抢夺、对种植结构的调整，以及输电线拉网进山、电灯电话电视接通、第三产业开发、城镇化建设、扶贫帮困工作开展、公路等基础设施改善，这一系列几乎包括了当代新农村建设方方面面的叙写，促使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人文生态的改善、居住环境质量的提高、民主政治生活的进步。近40万字的篇幅中，作者完成了他的理想人物的塑造、理想境界的描绘。其间“生祭活丧”等土家族独特的风土人情描写，使小说又多了一层文化色彩，给作品增加了一定的可读性。
    《白虎寨》作为一部主旋律作品，作者对其时代性、社会性、正能量等都进行了充分的思考和精细的设计。而且，幺妹子、秋月、春花、荞麦几个打工妹的形象，在共性中有个性，鲜明而生动。而唐先富、胡喳喳、彭长寿这样一些中间地带的人物，作者准确地写了他们的缺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形象真实可信，有亲和力，有感染力。作者对本民族山乡的生活非常熟悉，从宏观政策到微观实践，堪比“三农”问题专家，对农业、农村、农民有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而正是这种认同，这种关注和情感，使得作者对他笔下的人物都倾注了一种悲悯。一部主旋律作品，能够淡化功利性，于热闹中透出一种情怀、一种温度，这其实是很难得的。
    但是，又如契诃夫曾经说过的，一部小说好比一幢房子，里面装的东西多了，是很危险的。或许因为这个缘故，《白虎寨》内容太拥塞，情节发展没有能够产生有足够冲击力的高潮，显得有些松软、虚浮。而这一点，应该是《白虎寨》在艺术上的不足。尽管如此，《白虎寨》仍然不失为一部好作品。
    侗族老作家袁仁琮的长篇小说《破荒》由《太阳从西边出来》《梦幻岁月》《土匪名单》三部曲组成，洋洋洒洒100余万字，堪称本届获奖作品中的“大部头”。袁仁琮19岁开始文学创作，坚持了整整60个年头，发表和出版了数百万字作品。在历届“骏马奖”获奖作者中，他都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位了。《破荒》是一部带自传色彩的作品。一件作品在社会上产生的实际影响，常常是由作者的影响，包括其人格魅力，与作品共同实现的。也许“文学精神”的含义更宽泛，但一个人用毕生精力不忘初心、坚守信念，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纯粹的追求，也必定包括其中。
    《破荒》以侗族地区一代年轻人的视角认知及命运走向为主线，以沉静详实的笔触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侗族地区社会生活的变化，既是风俗画，又是心灵史。小说虽属日常叙事、历史记忆，却极其可贵地彰显了一个文化人的使命担当、时代哲思。鲜活的人物群像塑造，充满人性的温馨、人情的厚朴，也体现了文化的包容、信念的坚守与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同时，通过对历史进程中几个时代浪潮的客观叙写，也隐喻这样一个主旨：年轻的共和国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痛苦历练，正走向成熟和稳健。
    作品的三部曲分别反映了三个历史时期：土地改革、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正好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从脉络上进行铺垫，衬托后来民族复兴的大势，这其实也是小说题“破荒”的寓意所在。文学作为生活的一面镜子，不少作品对这一个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或正面或侧面都有反映，并被归为“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但袁仁琮在这里并没有对伤痕刻意渲染，也没有故作深刻的反思，他相信时代的进步其实已经对过去作出了很好的评估。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如果一直徘徊在历史的阴影里，是不可能真正走向未来的。民族进步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政治上、文化上。民族团结不只是形式上的结合，更多是文化上的沟通、包容与融入。作品涉及的题材虽然比较敏感，但平民角度、客观叙事，分寸把握恰到好处，没有极端描写，通过对向文艺、赵子青等地方领导干部的形象塑造，正面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新社会、新体制的认同，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向往。狂躁之下，混乱之中，更多的是小人物之间彼此的维护，是相互之间的理解、体贴与宽恕，普通人传统的价值观及其良善的本性尽管也受到冲击，却没有真正的动摇。
    冷静的历史观，平实的叙事，使得这部小说更加接近真实，加之自传体色彩，特别具有一种方志学的意义。即便若干年过去，有这样的作品引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条回家的路。而潜流行之江底，小说在不急不躁的表达中，却饱含作者对乡土坚韧而绵长的爱，对侗民族兄弟姐妹深沉而持久的牵挂。在漫长的时光隧道中，作者用他的笔陪同他们艰难的穿越，即便垂垂老矣，却不离不弃，直到迎来新世纪的曙光。显然，这之间仅仅有信念的支撑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强大的家乡情、亲人爱，还必须要有对自己“根”的骄傲和自豪。也许，这就是《破荒》100余万字能够让人静静地读下去的原因。
    三部汉语言长篇小说获奖作品、三个不同的民族、三个不同的年龄梯次、三种不同的风貌，偶然中透着必然，暗含了当代小说创作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在传统写作呈萎缩趋势的今天，总结一下获奖的这三部汉语长篇小说，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比如中老年作家的创作，基本保持了对传统的坚守，而年龄越大，从形式到内容越扎实，而最后的追求，也更多是智性和理性的选择，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的魅力和根基，是时间与生活确定的，也是时间与生活教会作家们的。当然，作为相对容量较大的长篇小说，中老年作家丰富的生活阅历也是一大优势。本届获奖的三部长篇小说，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力量最好的说明。文学让人年轻，而文学的信念让人痴心不改。三部获奖的汉语言长篇小说创作都体现了作者的使命和担当，可以说都是时代与历史的深情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