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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首创性的作品必是根植于传统的，不对传统呼应的创新不过是花样。”VS“不能因为历史与传统的重要，忽略‘当代’对一个作家形塑的重要性。” 傅小平：这让我想到，特立独行如卡夫卡，博尔赫斯都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辨认出他的声音，并且由此断言，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而我们的作家，更多是迫不及待去“创造”后来者，以此来确证自己作为“先驱者”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颇有些轻慢传统的。殊不知，如艾略特所强调的那样，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它含有历史的意识。正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但我们一味强调当代，是很难认识到这个关系的。 哈金：艾略特说的是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首创。一部有首创性的作品一旦出现，就对整个文学传统多少有所改变，就是说它的意义和前提是根植于传统中的。不对传统呼应的创新不过是花样。 刘大先：历史确实永远都是一种“回眸叙事”，强大的作家创造自己的历史，“传统”总是那种从尼采到伽达默尔都强调的“效果历史”，也就是说历史一定是通过当代人的发明和实践鲜活地在当下产生影响。那种总是怀想着“创造”自己的后来者的人其实是自我作古，并没有真正理解对于不可控的未来而言，他只不过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过客。 赵柏田：写作者知道自己处在时间的哪个点上，置身于什么样的时代，处于文学史的哪一个环节上，才能更准确地认清与现实的关系。历史面向现实，一个优秀作家身上，历史感和现实关怀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 徐则臣：在我看来，一个伟大的作家是双重的产物：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说，是在与过去的经典和大师的对话中产生；同时，他还要在他与当代的关系中产生。必须承认，绝大多数作家的确缺少与过去的经典和大师对话的意识，也缺少对话的能力，这是作家们需要恶补的一块。但也不能因为历史与传统的重要，而忽略了“当代”对一个作家的产生和形塑的重要性。没有“当代”就没有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他们只有在他们的那个“当代”才能产生。如果作家们真要“一味当代”，那 跟“当代”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傅小平：所以，我们强调文学史的写作，强调作家与历史和传统的对话关系,不仅是因为严肃的写作，首先是一种面向人类历史和文学史的写作，还因为这种有着很强割裂感的，更多把古代文学当作一种专门的知识和学问束之高阁的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或许很难养成当代作家沉着而庄重的写作态度，要眼界过于聚焦当代，作家的写作是很容易走向轻飘的。 陈冲：“面向文学史”的写作，肯定不是严肃的文学写作。 傅小平：怎么讲？我的理解是，就像前面哈金先生所说，文学写作的终极目的是超越历史。抽象意义上的文学史在我看来，不过是作家对不死的渴望的一种体现，所谓向死而生。而“面向文学史”的写作，不是脑子里装着某一部具体文学史的写作，更可以说是面向永恒的写作，是奔向自由王国的写作，是希望写下无愧于前辈作家的传世文章，即使在身后依然会被阅读和追忆的写作。 陈冲：我说的是一篇小说要刚写到第二个自然段，作家就开始预测这篇小说会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一个什么位置，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好的小说当然要有好的历史感，但作家的历史感好不好，是该作家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一部分，到了写小说的时候才想到怎样往小说里添加一点历史感，肯定是来不及了。传统也一样。汤吉夫说，传统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他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到头了。什么叫“不言而喻”？就是说它已经成为人们不必经过权衡就可以做出选择的价值取向。所以，那些被“倡导”要加以“继承”、“发扬”、“光大”的，都不是传统，最多只是从传统上裁下来的边角料。 赵柏田：当我们面对的文学史是有缺失的，观念是有问题的，我们的写作不会再去面对它。它有太多局限了：观念的局限，时代的局限，编写者个体的局限。而写作，是奔着自由去的。博尔赫斯对文学前驱的发现、艾略特对传统与个人性的阐释，都是在说，文学不只是从现实中生长的，更是从文学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文学史应该让我们看到时代如何影响文学，更要让我们看到文学如何从一代代的文本中生长。文学史不应该仅仅是知识，它是人类情感成长的历史，是活着的方法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