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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在近年文坛的一个关键词，即为历史感。历史感缺失，已然成了我们时代写作的重要表征之一。前不久，张悦然长篇小说《茧》甫一发表，就被看成是“80后”作家首次正面表达“文革”的转型之作，它同时也被评价为一种变形的青春写作。由此种分歧引申开去的问题是：这般有“历史感”的写作，会不会是作家对于主流趣味的迎合？我们时代的写作何以缺失了历史感，作家又该怎样在写作中体现历史感？缺乏历史感的文学史构架，会否影响了当代作家的写作？历史与历史感之间又构成怎样一种关系？哈金、陈冲、郜元宝、赵柏田、徐则臣、鲁敏、刘大先等作家、评论家从各自角度，对此做出了可能的回答。 主持人：傅小平 对话者：哈金赵柏田 陈冲徐则臣 鲁敏刘大先 “一切都必须从你的时代开始，只有通过你的时代才能超越你的时代。”VS“历史感缺失和现实关怀的匮乏，已然成为我们时代文学的两大征候。” 傅小平：活跃在当下中国文坛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写作被普遍认为是缺乏历史感的写作。实际上，缺乏历史感，也是我们时代写作的重要表征之一。当我们试图说出这样的看法时，却首先要面对一个疑惑：生活在有着悠久的历史，且文明不曾中断的国度里的作家，我们的写作怎么会缺失了历史感？这个困惑本身，其实也隐含了一个事实：历史感并不是历史先天赋予你的，而是需要后天习得，还有通过体验得到的。不妨结合这个问题，谈谈对历史及历史感的理解。 哈金：首先，这个问题跟写作的目的有关。每个人的写作是个人行为，文学写作的终极目的是超越历史。历史的本质是时间，更具体地说是时代。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时间里，都有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都努力寻找或创造对自己生命有意义的故事和事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比自己生存得更长久。但我们的读者不只是眼下的读者，读者也包括过去和将来的读者。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究竟哪些事情才对现在、过去和将来的读者都具有意义。显然有意义的故事不可能跟作家本人的历史存在分离开，即使你写一个两千年前或一千年后的故事，你所关心的细节、角度、看法等都将由你身在的时代所左右。而且过去和将来的读者通常只关心你所在的时代的特色。一切都必须从你的时代开始，只有通过你的时代才能超越你的时代。 赵柏田：我们的小说家在现实面前的失语，已经饱受评论家和读者的诟病。时代日新月异，现实暗影重重，小说家稍一不慎，就会滑入人云亦云，所谓的现实关怀，不过是新闻剪贴加精神自慰。小说一直想与现实媾和，关于历史感的缺失，的确一向少有人给予重视。也的确，生活在一个数千年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家里的作家，什么都可以缺，怎么会缺历史感呢。政治和历史，从来都是各种酒局饭局的谈资，中国人缺啥也不会缺历史呀。近十年来的出版界，历史类读物在坊间大行其道，给人的感觉，作家和读者都是特别重视历史的。但一个人在谈论历史，一个作家在写作历史，他就有了历史感了吗？ 历史感是什么？它是作品中可以让人看得见过去、也能看得清现在和将来的东西，它来自知识和观念，又带着个体生命的认知。由是观之，历史感的缺失和现实关怀的匮乏，已然成为我们时代文学的两大征候。 刘大先：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实，但我们所能了解的只是关于这个过去的记载，也就是历史书写，打了引号的“历史”。这个“历史”从来都不是由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所构成，因为不同叙述者都有着自己符合其利益关切的选择、删减、增补和凸显，因果勾连的历史是在这种情境下被叙述出来的。文学表述的历史，其实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影响下，对于打了引号的“历史”的表述，是一种柏拉图意义上的“影子的影子”。所以，我们谈论这个话题时，必须首先从语义分析入手，搞清楚自己谈的是什么。 目前写作中存在的缺乏历史感问题，我觉得知识积累的不足倒在其次，最主要是大历史观的孱弱，缺乏时空纵横的整体性关怀，从而造成一种自由任性的个人主义历史认知盛行，体现在写作中就是想象力的贫困造成的理念化先行，用零星的片断结缀简化了历史，而迷失在过于芜杂的事实材料当中。许多人讨论历史往往陷入到一种“真实性”的迷思之中，认为只要细节真实就是真实，这恰恰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把历史简化成了断烂朝报和杂事秘辛，变成了一种庸俗的窥淫癖。因为过于执着于细节真实，是不可能理解历史真实的，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诗比历史更真实”的意义所在，它一定是超越了细节真实的层面，达到一种普遍真实。 “只有在受过良好的历史教育的基础上，才可能得到更好的历史感。” “历史感这个话题有点预设，会搞得好多写作者有历史感强迫症。” 傅小平：的确，在当下有必要重提大历史观。诸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这般体现大历史观的著作，或许改变了我们面对历史的观察视角与写作方式，却很难说在何种意义上真正打开了我们看待世界与历史的眼界。实际上，即使是对于历史写作者来说，宏观、整体地把握历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文学写作者确是太容易迷失在历史的局部里了。当然，在历史教育并不完备的当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强调历史细节的极端重要性。因为，有时候一、两个关键性的历史细节，都有可能颠覆整体的建构。而我们眼下的历史教育，无论是于整体还是于细部，都是有缺失的。毫无疑问，这会对写作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陈冲：历史感是受教育的结果。一个人受的是什么样的历史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感，直到几乎没有乃至完全没有历史感。只有在受过良好的历史教育的基础上，才可能通过个人的进一步的领悟，得到更好的历史感。如果这个基础不好，单靠“通过体验”，是“体验”不出历史感来的。受教育可以有多种途径，不过在当下的中国，除了个别的特例，大多数家庭教育都是从属于学校教育的，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又几乎是完全重合的，所以只要看看学校教育，就可以明白为什么“70后”这一代人整体上缺少历史感了。我们的学校里为什么要设置历史课？是为了让学生们知道并记住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大事？不是的。历史课讲授的确实都是一些历史事件，但讲授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们死记硬背与这些事件有关的年月日和人名地名，除了极少数将来仍以历史为业的，绝大多数人都会很快把这些忘掉。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正确、可靠的了解，建立起正确、可靠的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将终生成为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这个人的思维方式中的重要支撑点。 傅小平：赞同。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历史感的有无，是否全然是受教育的结果，还是同时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二是，为何你独独强调“70后”这一代人缺少历史感。是不是在你看来，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在这一代人身上集中体现了出来？ 陈冲：三十年前反思“文革”的时候，有过一种说法，说“文革”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伤害，要在两三代人之后才会逐渐显现出来，现在就是那个时候到来了。“文革”中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叫“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昨天刚被颠倒过来了，今天又有人认为它“被颠倒”了，于是重新颠倒回去。颠倒过来再颠倒过去，朱德的扁担就成了林彪的扁担，叫做“历史服从路线斗争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正在中学里学习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对各种重大历史事件有正确、可靠的了解？怎么可能建立起正确、可靠的历史感？然后，这些年轻人长大了，做了父母，其中的一部分成了中学教师，而“70后”这个人群，正是这些教师教出来的。有次我给我们省文学院的签约作家讲课，当中提了一个问题。这些签约作家的主体就是“70后”这一代人。我说我相信大家都很爱国。爱国的内容之一是爱我们的国旗。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那么，这面红旗上的五颗星分别代表什么？知道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只有大约四分之一。 傅小平：感觉问题又绕回去了。毕竟“红旗上的五颗星”分别代表什么，还是属于历史认知和记忆的范畴。记住这样常识性的知识当然重要，但如果只是习得诸如此类的历史知识，未必就是习得了历史感，甚至也不构成习得历史感的前提条件。 徐则臣：我想，是不是非得涉及历史才会有历史感？如果是，是不是涉及到历史就有了历史感？写当下是否可以写出历史感？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再谈文学中的历史和历史感可能会更方便。最近经常看到对年轻作家的批评，其中一条就是缺乏历史感，是因为他们历史写得少吗？好像不是，写过去的事的人很多，网络文学中的穿越、架空，各种传奇，一竿子就插到了几百年前，你能说他们没写到历史？但你又敢说他们有多少历史感？可见，历史感跟历史好像也没有什么如影随形的必然关系。那么写当下呢？我觉得未必不会有。历史感的获得，在我看来，首先建立在作家的当代感和现实感上，你对你所生活的现实和现场都无感，我不相信对历史能有什么别致的想法———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说法是有效的。写当下能写出历史感，可能要取决于你的情感、经验和认识的深度。所有的情感、经验和认识都是当下的，也可能都是历史的，只有当它们厚重、沉淀、深入到一定的程度，你的情感、经验和认识就会与此前的诸多情感、经验和认识相遇，自然地拉出一个纵深，进入到某些人类千百年来可以达成共识的序列，历史感呼之欲出。 鲁敏：说到历史感的缺失，“普遍认为缺乏……”已经相当婉转了，其实有更失望更痛心的评价。也有批评家试图为青年一代写作者找点台阶下，关注日常、城郊化写作、意识形态淡化啦，等等，确实也挺不好辩护的。 不过老实讲，老实暴露我的想法，讲错了也认：我不是很认同历史感这个话题，有点预设。这种预设也是久远了，搞得好多写作者都有了历史感强迫症（跟先锋强迫症，底层强迫症，城市文学强迫症等，或也类似）。头上不戴一顶帽子，好像就不大好出门了。 历史与历史感并非此在的，而是一种学术回望，是批评家与史家之眼光。无赖一点讲，大家都生活在当下，当下的文本，是否成为“史”之一页，也不是现在说了算。把历史事件当做个粗钉子，敲敲打打挂上一嘟噜包袱故事，未必这就成其为历史感；轻飘飘就写了小城里一对失败的同性恋，不过是些你侬我侬，百年之后，没准倒能留下一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