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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动用法只是造句法的问题，而不是构词法的问题 话说回来，上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双音化进程在魏晋南北朝以前相对比较缓慢，进入中古时期以后，双音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在短短的二三百年中，以单音词为主的汉语词汇系统就得到了改观。动结式产生的原动力也是来自于汉代以后兴起的双音节化趋势。这一结论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⑩。古代的使动用法也不例外，它是经过双音化后变成动结式的。本文的观点跟以往的定说是迥异的。 自陈承泽（1982[1922]：73-5）正式提出“使动用法”这一概念以来，人们经常把它看做词法方面的问题，即词类活用(11)。比如说，潘允中（1980：53）认为“使动用法之所以能成立，是靠词序”，他还把使动用法换成了“使动词”。上面第2节的理论分析中所提到的“后项致使化”也是根据这种看法进行的。还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清浊别义、四声别义等音变构词手段也属于使动用法(12)。梅祖麟（1991）、魏培泉（2000）等以往的研究都持有类似的看法。 正如太田辰夫（1958：205）指出的那样，使动和及物的不同无法从词形上来判别，所以“使动用法的消亡”和“及物动词（作格动词）的不及物化”的不同大部分都是很难确定的。但是，二者应当区分开来，因为能带使动宾语本身就是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的一种特殊用法，它的词性原来没有改变。根据这一观点，在上古汉语的并列式中，如蒋绍愚（1999）所举的“推堕、辨明”等，实际上都是“及物+不及物”的组合，它和后来的动结式在语法结构上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上古汉语不是整个复合结构带宾语，而是V2可以单独带宾语罢了。 在这里我们再次强调，动词的使动用法只是造句法的问题，而不是构词法的问题。就使动词而言，它的致使义是那个动词的词汇意义，作格动词的致使义也是如此（参看注①）。而使动用法的致使义则是由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带宾语这种句法结构所赋予的语法意义。王力（1965：122）说，使动词应该只限于出现在那种在声音上对立的动词的时候才可以使用。这是一种卓见。比如，与“饮（yǐn）”[=喝]、“食（shí）”[=吃]配对的使动词“饮（yìn）”[=使～喝]、“食（sì）”[=使～吃]均是两个词（一对同源词），这种构词手段与使动用法无关。张柏青（1983：278-9）明确指出：“我们认为，把‘使动用法’看成词法问题，把其中的动词理解为有‘致使’的意义，用‘使动词’来代替‘使动用法’或者把二者等同起来，都是不妥当的”。同样的道理，作格动词本来是构词法上及物、不及物两用的一个词，所以魏培泉（2000，2005）、宋亚云（2014）的“作格动词的使动用法”这一说法也是自相矛盾的。 本文认为，上述问题都是因为试图从词汇层面上来说明属于造句法的概念而产生的。究其原因在于陈承泽原本就没有重视造句法。他本人的研究最想阐明的是，古代汉语的“字类”，也就是词汇的分类及其用法（孙良明1994：56-7；烏井克之1995：130；邵敬敏2006：67）。在汉语语法学的创始期，因为原封不动地模仿了西方语法学，所以汉语固有的特征就被忽略了。这是当时的语法书都带有的时代通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