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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梅祖麟（1991：119）举出了另外一个例子，那就是南朝的《百喻经》中的“即便以嘴啄雌鸽杀”（“马上用嘴将雌鸠啄死”之意）。他认为这一结果成分“杀”已经转化为“死”。 ④中间不带连词的连动结构被认为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的一大特点。大多数孤立型语言（isolating language）中有连动结构。详见Aikhenvald（2006）。另外，根据本文的观点，汉语的致使、受使同指的一元动结式，如“我跑累了”等，不是并列结构，而应当分析为一种致使性的自反（reflexive）结构。这类动结式并不违反“直接宾语限制条件”（Direct Object Restriction），详见石村広（2013）。 ⑤匿名审稿专家指出，“令、叫、让”等动词可以选择性地配合“了”：没有“了”的句子表示发出指令，让某人做出某行为动作，而有“了”的话，既可以表示致使（即结果的实现），也可以表示指令的完成。但是“使（得）”后接行为动作，如果不加“了”，句子会显得很不自然，比如“张三使（得）李四离 （了）”。笔者认为，这是“使（得）”本身所具备的致使性相对高的缘故。另外，“使、令、叫、让”等词语后接表示状态或心理活动（即非意志性语义特征）的成分时表达致使情景，因为这种用法表示致使者（致事）致使受使者（客事）产生某种新状态或发生某种感知性事件，这种句子本身含有结果事件的实现，并且缺乏施行行为动作的过程。因此我们不能说“*张三使（令/让）李四很不高兴，但是李四没有不高兴”。 ⑥匿名审稿专家指出，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带对象宾语的情况并不罕见，比如“爸爸立/竖了一根竹竿、爸爸碎了一筐石头”等。笔者认为，这种例句中出现的动词（或形容词）只表示动作，并不包含它的结果，因此“爸爸立/竖了几次竹竿，但是它没有立/竖起来”“爸爸碎了好几次石头，但是它没有碎成”等说法都能成立。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不是具有致使意义的类型，这些例句不成为本文的反例。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将另做讨论。 ⑦音节数会影响到动结式带宾语的功能。马真、陆俭明（1997）说，在现代汉语中V为双音动词的动结式，补语不管是单音形容词还是双音形容词，似乎都不带宾语。比如“整理乱了我的书、’收拾整齐了自己的房间”等都是不自然的说法。参看李小荣（1994）。 ⑧这种出乎意料的结果一般可预测程度低，凸显程度高，因此作焦点占据句尾位置，宾语必须前置（宋文辉2006）。马真、陆俭明（1997：15）认为，表示结果偏离义的“挖浅”类实际上是“动词+得+形容词+了”（即“挖得浅了”）的一种紧缩形式。这种动结式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 ⑨隔开式在《朱语类》时代基本消失，完成了向动结式的归并（刘子瑜2008：112）。此外，刘子瑜（2008：80）指出，《朱子语类》中的“V1（+NP）+使/令/教/交（+NP）+V2/A”结构与动结式在使用语境上有差异，前者用于未然语境，后者用于已然语境。这种使令式的使用促进了性质形容词进入动结式的可能（施春宏2008：347）。关于VRO和VOR、VROR等其他格式并存的过渡期的问题，不少学者已有很多卓越的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⑩很多学者对中古汉语双音化的推动因素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语音简化说、外来语影响说、表义说、审美观念说、韵律说等不同的意见（邱冰2012：30-2）。因篇幅有限，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予考虑。董秀芳（2011：77-8）认为，从VR短语到双音词的变化发生得比较晚，这是因为VR短语本身在汉语中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晚。 (11)关于使动用法的阐述，已经在《马氏文通》“内动字用若外动”那一项中得到认可。但是，那里面的用例中的“止词”（宾语）都被理解为受事，与通常的及物动词同等看待。陈承泽称其为“致动用”。此外，词类活用是词的临时性的换类功能，词的兼类是词的经常性的兼类作用（杨伯峻、何乐士2001：85）。在现代汉语中，像“方便群众、丰富知识、幸福全家”等动宾结构是使动用法还是及物用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使用频率决定的。 (12)梅祖麟（1991：130-1）说，清浊别义的主要构词功能是分辨他动、自动；清音声母是他动词，浊音声母是自动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形态变化逐渐衰弱，在现代汉语中基本上消失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