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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言的“死”与“活” 在关于近代汉语以后或进入现代汉语之后的文言与白话关系的表述中，人们常用的说法是“白话最终取代/替代了文言”，文言“退出历史舞台”“消亡”“寿终正寝”等。这样的表述如： 关于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汉语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因民族危机与西学东渐的进程等“民族的状况中猝然发生的某种骚动，加速了语言的发展”。[21] 文言书面语统治数千年，退出历史舞台不到百年，长时期里对白话、普通话和方言都有不小的影响。[22] 文言的消亡是一种历史必然。[23] 在辛亥革命过后，伴随着封建时代终结，固化的等级被打破，文言不再是高贵身份的象征，在复杂的社会因素作用下，浩浩荡荡的白话文运动终于宣告了文言的寿终正寝。[24] 由此就引出了一个对文言及文言史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文言的最终“归宿”。作为完整的历史，以及对这一历史的研究，我们应该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孙德金专门讨论了文言的“死”与“活”问题，认为应当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其一，作为周秦时期形成并固化的一种古代标准的书面形式的整体，五四时期文言的正统地位可以说基本终结，代之以现代白话文这种新的汉语书面语表达系统，这种意义上的文言可以认为“死”了；其二，如果把文言的构成成分、构成规律看作文言的本质所在，看作文言的精髓，那么就不能说文言已经“死”了。另外，孙先生还指出，文言“死去”的主要是一些词汇和极少量的结构，主体部分并没有“死”。[25]29，330我们基本同意孙先生的观点，以下就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1.文言未“死” 无可否认，现代汉语中有大量的文言词汇、语法成分。胡双宝认为，“汉语发展的历史决定了，白话必然要吸取书面语成分，以丰富表达手段，才形成以今日白话为基底辅以必要的文言成分的书面语。”[26]作家汪曾祺说：“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是不好划的。‘一路秋山红叶，红圃黄花，不觉到了济南地界’是文言，还是白话？只要我们说的是中国话，恐怕就摆脱不了一定的文言的句子。”[27] 按王力、吕叔湘等多数人的意见，现代汉语始于五四时期，那么，以下我们就对五四时期至今的情况略作考察。 先看文言语篇的存废。进入现代汉语阶段之后，白话虽然成为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主流，但是文言也并未完全销声匿迹，特别是在早期现代汉语中。号称白话小说第一人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于1923年）是用文言写成的；而“那时候（引者按指1926年）作文都是文言文，没有写白话文的”[28]41；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稿直到1949年迁到台湾之后，才由文言改为白话。[29]122此后，文言篇章也偶有所见，比如陈寅恪的长篇小说《柳如是别传》（1953年开始撰写，1964年夏天完稿）、钱钟书的学术巨著《管锥编》（1972年定稿）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