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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时仪认为，汉至清两千年，汉语书面语有文有白，文白并存，初以文为主，后以白为主，直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取代了文言。[17]11这是就白话史来说的，而如果就异质文言史来说，恐怕要作如下修正：初期以文言为主，后来仍以文言为主，只是“文”的程度有所降低。另外，这样的文言后来也并未完全被白话所取代（详后）。 下边我们再简单讨论外来语言因素问题。 在异质文言的发展史上，大致有两次外来因素介入的高潮，其中第一次汉语史学界讨论得较多，而第二次则基本没有涉及。 第一次介入主要表现在中古的汉译佛教典籍。前边提到，口语因素的介入是中古汉语得以独立为一个阶段的重要原因和理由，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和理由，这就是此时大量存在的汉译佛教典籍中外来语言因素的大量掺入，即如周俊勋所说：“中古汉语之所以能够独立出来，也是因为众多的研究显示：这个时期的语言特点既与上古汉语不同，也与其后的近代汉语有差异，而这种研究成果所依靠的主要材料正是大量的汉译佛典”[18]。 另外，口语和外来因素往往还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越发使得其“异质”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和充分。朱庆之就此指出：“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原，为宣传教义，使目不识丁的百姓都能听懂，一些僧人在翻译佛经时不得不放弃使用典雅的文言，而采用一种跟当时口语十分接近的文白夹杂的文体……这说明早期汉译佛典与口语有非同寻常的关系，中古大部分汉译佛典是以当时口语为基础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当然，汉译佛典具有口语俗语和不规范成分与文言文的混合、汉语和外语的混合两种特点。”[19] 异质文言史上第二次外来因素的集中掺入，是近代以来“欧化”大潮的影响所致，上引称五四时期文言“面目全非”，即是就此而言的，其典型代表如外国传教士的汉语写作与翻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民体”、林纾的文言翻译小说以及以章士钊为代表的“逻辑文”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在下文作进一步的讨论。 以下归纳总结一下我们对异质文言及其发展历史的认识： 第一，异质文言最大的特点是在文言的框架下文白夹杂、半文半白，其掺入的部分主要是各时代的口语及口语性成分，以及一些外来语言成分。总体而言，它既是白话得以产生的母体，同时也是介于典型文言与典型白话之间的一种混合体，或称中间性文体，其内部没有特别强的一致性，在不同的时间往往因人而异、因文而异，在上下之间有一个较大的浮动范围。 第二，异质文言与整个白话的产生过程相生相伴，并且在白话真正产生和确立后，它也并未消失，而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本样式，与同质文言及“典范”白话鼎足而三，一方面持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记录和表达功能，另一方面也与后两者共同形成汉语史上三文并存、三史并立的独特景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