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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也举一个章士钊文的例子： 愚今言用才，所谓用者，易生误解。今请以说明之。用人日用，自用亦日用。天之生才，而适有相当之职分以发展之。举日用，用才云者，乃尽天下之才，随其偏正高下所宜，无不各如其量以献于国，非必一人居高临下以黜陟之也。（《政本》） 散文之外，再如文学作品，这里主要说林纾的翻译作品。林纾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近30年中，与别人合作翻译介绍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近200余种小说，达1 200万字，被胡适称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58]。 林纾的译文全用文言，但相比于传统的文言，已有很大的变化，以下是钱钟书对它的描述：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因此，“古文”里绝不容许的文言“隽语”、“佻巧语”象“梁上君子”、“五朵云”、“土馒头”、“夜度娘”等形形色色地出现了。口语象“小宝贝”、“爸爸”、“天杀之伯林伯”等也经常掺进去了。流行的外来新名词——林纾自己所谓“一见之字里行间便觉不韵”的“东人新名词”——象“普通”、“程度”、“热度”、“幸福”、“社会”、“个人”、“团体”、“脑筋”、“脑球”、“脑气”、“反动之力”、“梦境甜蜜”、“活泼之精神”等应有尽有了。还沾染当时的译音习气，“马丹”、“密司脱”、“安琪儿”、“苦力”、“俱乐部”之类不用说，甚至毫不必要地来一个“列底（尊闺门之称也）”，或者“此所谓‘德武忙’耳（犹华言为朋友尽力也）”。意想不到的是，译文里包含很大的“欧化”成分。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象不懂外文的古文家的“笔达”，却象懂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硬译。[59] 这样的翻译性古文，与上述新民体等有相当高的一致性，因而可以归为一类，它与现代白话的距离同样也不远。类似的文本再如辛亥革命志士邹容所写的《革命军》，有人认为是“白话文写成的名著”，并引了其中的以下一段：[60]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 孙德金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种文字充其量是浅近的文言文，而不能称为‘典雅的白话文’。”[25]24在我们看来，这种相左的意见正好说明了异质文言与当代白话之间相邻、相接、相交的关系，也就是上边引文中所说的，二者只有“一步之差”。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意在证明本小节标题所示，异质文言是沟通古今的桥梁。正是借由这一桥梁，传统文言成功走进并最终融入现代白话，一方面成为后者的重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也成就了自己完整的历史发展进程。 对文言史线索的梳理以及具体发展事实的研究，有巨大的意义和价值，这在文言以及汉语史上自不待言，就是对现代汉语研究也是如此。比如，关于现代汉语的起点问题，至今未能达成共识，在我们看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还没能理清现代汉语的来龙去脉，而复线文言史，特别是异质文言史的建立及研究，除了自身及其对新汉语史的意义和价值外，同时也会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