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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言史的简单梳理 早在20世纪40年代，吕叔湘曾着眼于发展变化，把文言分为两种，他说： 在二千多年里头，文言自身也有了相当的变化，时代的变迁怎么也得留下他的痕迹。最明显的是在词汇方面，这不用说，就是在文法方面也略略有些变化。……对于时代变迁的影响，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竭力仿效古人，用古语代今语，例如不说“军长”而说“将军”，不说“学生”而说“生徒”，结果，虽然有时还是不免露马脚，可是他们至少是拿周秦文做他们的理想的（唐宋以后的文人又常常拿唐宋古文家改造过的古文做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作品表面上也做得很象，我们可以称这一派为“正统文言”。 但是很早已经有人对于口语的影响采取较宽容的态度。他们虽然沿用文言的架子，却应合当前的需要，容纳许多口语的成分，随笔和书札里面有很多例子，公文、契约等等应用文字更是如此。这一类文言可以称为“通俗文言”。[3]4 袁进则用了“典雅文言”与“浅近文言”的概念，他说：“但是两千年来的文言，还是出现了一种浅近化的趋向。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明清时期的文人集子，其中的大部分文章比起先秦、两汉的文章，无疑是浅近得多，读起来容易得多。这时在客观上已经存在一种与先秦两汉典雅文言不同的‘浅近文言’。什么是‘浅近文言’？所谓浅近文言，就是用典用得很少，无外乎不用古字难字，不讲究音调对仗，语法也比较随便，比较接近于白话，比较容易理解……这种浅近文言，到明清时期，已经在文坛上占据了主要地位。”[4]20 基于同样的认识，郭锡良明确指出汉语中长期存在“三文并存”的状态：“宋代以后，汉语书面语存在三种情况：一是仿古的文言文，二是在当时口语基础上进行加工的古白话，三是继承唐代以前文白夹杂的混合语。”[5]617 我们曾经着眼于内部构成因素的差异，把文言文本分为“同质”和“异质”两种，前者指先秦时期定型化了的正宗文言，以及此后历朝历代沿袭使用、基本保持原有体貌格局的模仿之作（即“拟古文”）；后者指与先秦典范相比，有了较大、较为明显变化的文本形式，二者大致可以与吕先生所说的“正统”与“通俗”对应起来。我们对异质文言的认识和定位是：产生于文言与白话的交界地带，是典型文言与典型白话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文体，它是白话的起点，而在白话最终形成之后，它依然存在，并且在汉语发展史上与“正宗”文言和后起的白话呈鼎足而三、齐头并进的格局。[1]这样，去掉白话史一条线索，文言史应该是复线而不是单线的，即包含同质文言史和异质文言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