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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说明并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对唐人的方言研究与方言观念归纳如下： 第一，唐人拓宽了收集方言的渠道。唐人采集方言资料的渠道有三：一是来自前代的书面文献；二是作者自己的方言母语；三是通过调查所得。较前代相比，材料来源更广泛。从数量上来看，语音资料远多于词汇、语法，表明唐人方言研究的关注点已从前代的以词汇为中心转移到以语音为中心，深层次地反映出唐代方言之间的差异最著者是语音。 第二，唐人对方言地理的认识与前代有明显的不同：一是记录的地理范围更广，西边到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这是最早的有关西北方言的文献记录；二是根据方言的自然地理分布，将唐代方言整合为南北两大片，并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这表明汉语方言的地理差别已从前代的东西差异转变为南北差异。也就是说，南北方音的差别加大，而北方内部的方音差异缩小。 第三，唐人对南方方言的认识更加全面、细密，一改前代以吴楚笼统称之的局面。对后代影响深远且值得大书特书的有两点：一是闽、赣两地的方言进入了研究的视野，明确提出闽、赣两地方音与它处不同，前代文献似乎不曾论及；二是对蜀地（西川、川音）以及浙东（吴会、会稽）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些地方虽然扬雄、郭璞亦曾论及，但很粗略，远不及唐人描写细致，尤其是唐人注意到了这些地方的语音特征。 第四，唐人对通语的认识更加明晰，而且符合现代语言学的认知。唐人首先认识到吴楚闽蜀之音与中原之音不同，“吴楚闽蜀等诸方言、音与中国人不同”，“京华为夏，淮南为楚，音词不同，所诠不异”，“秦洛谓之中华，亦名华夏，亦云中夏；淮南楚地，非是中方，楚洛言音，呼召轻重”，“淮南曰楚，中原曰夏，楚即蛮夷也”（储泰松2004b）；其次中原即秦洛之音为正音，通语的基础是关中、洛阳方音，“中原语正”，“淮楚语讹”。明确提出通语的基础方言，这是唐人对方言的认知超过扬雄、郭璞等人的地方。 第五，唐人对方言语音特点的分析已有了层次的概念，“正音、时俗语/时俗音、方言/乡音”三个层次的划分，是唐人方言研究的最大贡献，也是唐人方言观念最值得肯定的地方。 上述五点，足以确立唐代的方言研究在汉语方音史上的显著地位，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前的方言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先唐以及唐人的研究思路，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唐人对汉语方音史研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吧。 注释： ①为节省篇幅，本文引用音义一律以作者姓名表示，如《慧琳音义》简称“慧琳”。慧琳、窥基、云公音义用大正藏本（54册），其他音义用中华藏本：玄应音义（56—57册）、慧苑音义（59册）、可洪音义（59-60册），引文后所标页码据此。 参考文献： [1]储泰松2001唐代的秦音与吴音，《古汉语研究》第2期，12-15页。 [2]储泰松2004a《可洪音义》札记，《古汉语研究》第2期，9-11页。 [3]储泰松2004b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语言研究》第2期，73-83页。 [4]储泰松2005《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5]华学诚2007《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6]刘晓东1999《匡谬正俗平议》，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7]赵振铎2000唐人笔记里面的方俗读音(一)，《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346-359，成都：巴蜀书社。 [8]赵振铎2000唐人笔记里面的方俗读音(二)，《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辑，268-283，成都：巴蜀书社。 [9]周祖谟1981关于唐代方言中的四声读法，载《问学集》，494-500页，北京：中华书局。 [10]周祖谟1993唐五代的北方语音，载《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311-327页，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