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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谈及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时，说其特征是“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代替世界主义”，“曾经在18世纪使社会的上层阶级为之倾倒的法国的影响，这时已经被扫到一边。古典派的最后一位诗人——蒲伯，在年轻一代的眼中再不能长期保持大师的地位。他们开始揪这个小老头精致的假发，践踏他花园里整洁的花坛了。”(2—3)英国浪漫主义一开始就与英国源远流长的“自然主义”血脉相连，以至于勃兰兑斯说在英国变成一个浪漫主义者“便意味着变成一个自然主义者”：“这个时期的几乎全部英国诗人，不是乡下人就是水手。英国的诗之女神从远古以来就是乡间别墅和农庄的常客。”(7)同时，这种文学自然主义又与英国源远流长的封建制度息息相关。贵族大地主们的社会基础主要在乡村，那里有他们的庄园、采邑和农民，他们以乡村来制衡城市权力，不仅培养了一种独立不羁的性格，而且将乡村描写成一个有益于人的身心强健的自然之地。他们——或者说乡村的文学代言人——几乎是以风景画家的眼光来观察和描写乡村的每一细节，使之文学化或浪漫化，仿佛一旦发生政治改革，田园诗般的乡村就会消失。 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很快触及英国的社会结构，但英国本土发生的工业技术革命却对乡村构成致命威胁。伴随着技术革命及工业革命，在城市崛起了一个日益壮大且危及土地贵族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要求拆除一切地方的、封建的藩篱，将乡村作为城市的附庸。1815年，托利党的贵族地主们还有能力迫使议会通过“谷物法”，以抵御欧洲大陆更加廉价的谷物进口，但到了1846年，资产阶级的辉格党人却能迫使议会废除“谷物法”，为自由贸易松绑；不仅如此，他们还发起要求选举权的运动，并通过议会二次《改革法案》获得成功。权力重心渐渐从乡村偏移到城市。 1840年代的“铁路狂潮”更使“乡村”渐渐退守到偏远之地，铁路沿线随即出现片片浓烟滚滚的工厂区。当农民们纷纷离开乡村，涌向城市的工厂去寻找他们的生计时，浪漫派诗人们却逃遁到了“湖区”，而他们分散的精神同盟则从各处栖身的乡村发出同样的反对工业、现代、资产阶级的声音。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谈到英国乡村贵族在1846年议会改革中“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后，“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并突然装出“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的姿态，“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声，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马克思、恩格斯：274) 老勃朗特牧师是一个托利党人，当然反对《谷物法》，尽管廉价的进口谷物可以使饥饿的下层阶级多一点面包。他的妻子(夏洛蒂之母)马丽亚这个来自比较富裕的家庭的女子则写了一篇题为《贫穷在宗教方面的优势》(“On the Advantages of Poverty in the Religious Concerns”)的论文，登在报刊上。论文开门见山地写道：“贫穷如果不是绝对地那也是被普遍地视为一种罪恶，而且不仅它自身是一种罪恶，它还带来一连串数不胜数的其他罪恶。然而，这难道不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些我们在世人那里经常听到的流行的且被认为毋庸置疑的错误观念之一？”马丽亚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富裕才会使人堕落，因为人的欲望没有穷尽，而“贫穷也许是远离焦虑和不满的状态，它摆脱了骄傲和野心，提升了基督教观念和情感以及心灵的全福”，“每个穷人或许都是一个有宗教感的人”。(Shorter，Vol.II：407—09)不难在《简·爱》中找到这篇论文的文学版，即简·爱对她的主人罗切斯特说的那段著名的“宣言”：“你以为，就因为我贫穷，低微，相貌平平，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跟你一样有充实的灵魂，一样有一颗丰满的心！”(97)这份“平等宣言”当然体现了民主精神，但问题是，在简·爱眼中，凡是有钱、身份或美貌的人，除了她自己心仪的罗切斯特以及她自己的朋友们，其他人几乎都被描写成道德有亏的人。我们从《简·爱》中看不到除她自己之外的他人的视角。 尽管简·爱对洛伍德学校总管勃洛克赫斯特(Brockhurst)先生没有好感，但她也是这位总管或她自己的母亲马丽亚的教育理念的温和实践者，认为贫穷才是美德的基础。这种“惩罚肉体以拯救灵魂”的说教会使人变得冷酷，它一方面以此安慰自己的苦难，一方面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甚至认为那是使灵魂得救的不二法门。实际上，浪漫主义在冷酷中发现了一种诗意的性格。这种对贫穷和“自然”的道德奉承，一定会扩大为对贫穷地区的美学奉承。由于这种“封建的社会主义”或者说英国浪漫主义将资产阶级描述为经济上贪婪、文化上平庸之人，它就使得一切与“生产性”相关的东西在美学上沦为平庸丑陋之物，而把“贫瘠性”抬升到令人晕眩的美学高度。按浪漫主义的理论祖师爷康德的说法，“美是无功利性的观照”，如果面对一处峭壁断崖，你没联想到壮美，却嘀咕着收成，那你就和市侩一样庸俗了。在浪漫主义者那里，硕果累累的果园因令人联想到“贸易”肯定不如一片荒原那么富有诗意，这就像令人联想到“生产性”的健硕丰满的女人不如瘦小的女人(瘦小的简·爱或夏洛蒂总把“丰满、高大”的女人描写成坏女人)，山谷里的工厂不如荒原顶上的废墟，伦敦的“水晶宫”(the Crystal Palace)不如苏格兰的古堡——说到作为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展馆的“水晶宫”，一座本身就是当时最为现代的设计理念和建筑材料的结合的巨型建筑(主管设计的是喜爱摆弄机器的阿伯特亲王)，一个被许多英国人引为骄傲的巨大现代工业象征，夏洛蒂的评价却不高，说“那是令人惊异、激动而迷惑的景象，是魔怪宫殿和大型市场的混合，不太合我的口味”。(Shorter，Vol.II：214)在第二次参观后，她写信给父亲： 水晶宫是一个奇妙的地方——轩敞，奇特，崭新，难以描述。它的辉煌不在单独一物，而在全部之物的汇集。你在那里可以发现人类劳动的所有成品，从那些摆放铁路蒸汽机和锅炉的展厅，到摆放正在运转的工厂机器、各种精美马车或各种挽具的展厅，再到摆满金匠和银匠精美作品的玻璃外罩、天鹅绒铺底的搁架以及有警卫严守的摆满价值成千上万英镑的珠宝的箱盒。它或许可以被称作一个巴扎或者市场，但它却是东方魔人创造的一个巴扎或者市场。(Shorter，Vol.II：215—16) 她厌烦再去水晶宫，也厌烦朋友来信向她打听水晶宫。她在给伍勒小姐的信中说：“只要看一眼就足够让人惊奇和困惑了，我一直难以为它着迷，后来每一次参观都是被朋友硬拉去的，我并不情愿。那是一个格外喧闹的地方，总之，它的那些奇迹刺激我们的眼睛，很少触及心灵或头脑。”(Shorter，Vol.II：224)盖斯凯尔夫人也像夏洛蒂一样不喜欢水晶宫，但理由不同：她在那里只看到科技和商业制造的与普通人没有关系的奢侈。 尽管雷电、暴雨、湿雾、呼啸的长风、泥泞的道路、阴森的古堡以及长满帚石楠的荒原可以成为浪漫派文学艺术家安置他们情感热烈的人物的理想环境，可对一个普通的哈沃斯村民来说，他宁可整个地区一马平川，交通四通八达，而不是横亘着重重“龙盘虎踞似的峭壁断崖”，而且一直风调雨顺，连片庄稼长势喜人，洼地里的工厂区烟囱林立——这幅景象，对关注贫困问题的人来说，可能充满伦理意味和视觉美感，但对浪漫主义者来说却显得过于平庸、乏味、丑陋，因为浪漫主义美学的一个特征是“非生产性”：所谓“风景”，就是那种不使人产生赢利性联想而仅仅作为内心力量的象征的地貌；对它来说，土地从来就不意味着收成，而是观赏和沉思的对象；土地越是缺乏生产性，就越是远离世俗的利益。这也是浪漫主义者喜欢徜徉于湖区、荒原、沙漠等尽可能远离生产活动的偏僻之地的原因。出于同一种“贫瘠”的美学原则，浪漫主义者甚至厌恶古希腊的象征着旺盛生殖力的丰满女人雕像，而偏爱中世纪绘画中那种消瘦的人形。脸色红润、身体健壮被认为是乡下姑娘的特征，而苍白和柔弱则被认为是高贵女子的身份证明。在这种极端的情形下，甚至病态乃至某些疾病本身(如肺炎、肺结核)都被赋予了美的色彩。浪漫主义美学通过把一切事物——从地貌，到市貌，一直到人的体貌——按照它自己的美学价值等级进行编码，形成一种具有强烈排斥性的美学意识形态。 尽管夏洛蒂不像浪漫主义文学前辈那么走极端，且投资于铁路股票，但她在文学作品中却以乡村浪漫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工业、科技以及城市。这与秉持文学现实主义并赞同莫里斯和金斯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的盖斯凯尔夫人不大一样。勃朗特姐妹把哈沃斯教堂背后的长满帚石楠的高沼地作为徜徉和梦想之地，但面对同一片地理，盖斯凯尔夫人却像一个经济状况调查员那样计算它的每一条溪流、每一道山梁的经济价值。这种计算性的眼光，当然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眼光，却也不是一个资本家或者政治经济学家的眼光，而是一个关注贫困问题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眼光。 盖斯凯尔夫人最初开始创作小说是为排遣失子之痛。她本想以时髦的浪漫主义风格写一部小说，故事地点设在约克郡的边境乡村。她在1848年为再版的《玛丽·巴顿》作序时写道： 三年前，我急于(原因我不愿多说)让自己沉浸在一部小说的创作中。我生活在曼彻斯特市，但我对乡村有一种深深的兴趣和由衷的羡慕，我头一个想法，是在某个乡村场景为我的小说找到一个框架。我已写了一些章节，时间设在一个多世纪前，地点则选取约克郡的边境。但我突然想到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的忙碌街道上那些每天与我并肩走着的人们的生活里埋藏着多深的罗曼司啊。我本来就对这些破衣烂衫的似乎命该挣扎在工作与匮乏之间的人们怀有深深的同情，比起其他人，他们程度更深地被社会环境抛来甩去……我越是思考被同样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两类人——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的不愉快状态，我就越是急切地想替那些充满痛苦的沉默的人们发出声音。(1848：I—II) 这种对他人的苦难的关注，使她能够客观地观察并描写一切。盖斯凯尔夫人的“工业小说”描绘的是工业区的劳资矛盾，而她的观察方式是“档案记录人”的方式，连茶会的各种食物价格也不放过，以至于雷蒙·威廉斯说她采用的是“实录方式”。(1966：87)但盖斯凯尔夫人并不认为工人阶级的“捣毁机器”和浪漫主义者的“退回乡村”能解决贫困问题。她不会以浪漫主义的方式来想象乡村，她眼中的乡村和工厂区一样被贫困所缠绕。1855年盖斯凯尔夫人为传记写作搜集材料而去哈沃斯，当马车在约克郡山区颠簸时她却在思考： 男耕女织，这种观念看起来挺有诗意，但如果这种生活方式出现在我们的时代，而我们也能从那些活生生的人嘴里听到实情，那就只是严酷的细节——乡人的愚笨与商贩的精明混杂在一起——以及毫无规则、无法无天，它们玷污了天真纯朴的田园幻象。每个时代都会有这种溢美、夸张的特点，即把过去的时代赋予最为生动的回忆，但在我看来，当这种社会形式和生活方式颇为普遍时硬说它们不适合那个时代，是不对的，但它们带来的弊习和世界的逐步进步将使它们永远成为历史。(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