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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盖斯凯尔夫人高估了这种基于“人性本善”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及其“互助运动”对于改善城乡下层阶级贫穷状况的作用。一些“发了善心”的资本家的慈善活动对于社会性的贫困不啻杯水车薪，且久之就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她又错估了乡村浪漫主义，认为它反经济，妨碍贫瘠地区的进步。工业资本家是不会去那些受制于经济上不太有利的地理和地质条件的山区投资的，他们考虑的是成本与收益。而且，按照盖斯凯尔夫人赞同的互助理论，城市工厂的工作条件的改善将诱使更多农村劳力源源不断涌向城市，反倒会进一步造成乡村的“空心化”和凋敝。但乡村浪漫主义给贫瘠的乡村涂抹了一层浪漫的光晕，这层光晕很快就吸引了试图将浪漫主义因素引入中产阶级生活的那些城市中产阶级男女前来“朝圣”。史密斯(John Smith)在1868年观察到： 在1850年，文学还没像现在这样变成众人趋之若狂的东西。穆迪在他的城市鲜为人知，更别说他所在的省了。火车站也没有什么“斯密之座”。唯一有些光彩的是如今已停刊的《泰特杂志》，一个读者会追着看他那个时代所有的期刊和文学书籍。在我看来，那时的读者似乎有种不同的精神。英国年轻的读者群以热情和激情对待文学，热切期待着他们心爱的作家的新作出版，为比他人更早获得这些作品而不怕麻烦，弄到手后就狼吞虎咽下去，甚至可以步行数英里去看一眼他们心爱的作者。(Shorter，Vol.II：435) 其实早在1850年前，这种对文学和“文学圣地”的狂热就已兴起了。温迪·达比在《风景与认同》中谈到“湖区”一类的“文学圣地”在19世纪初突然成为“风景”，在于两种现象的综合演进： 英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如画风景美学的普及——它使得本国、本地和凯尔特的价值得以抬升。在这两个领域的持续互动下，“湖区”应势产生，成为话语与隐喻(尽管不完全是隐喻)汇聚的新场所。在此，构成浪漫主义的“情感的、玄奥的、田园的、原始的和主观的因素”扎下根来。(54—55) “如画”美学强调风景的等级，如“秀美”就不如“崇高”： 那些被开垦的、平滑的、安静的、和谐多样的风景是“秀美的”。它们是有边界的，因此也就是可知的风景。那些荒野的、崎岖的、超越人们想象的、广阔无垠的风景是“崇高的”，因为其无限性使人们生发出充满敬畏的情感和永恒的观念。简言之，有规律的自然是秀美的，野性的自然是崇高的。(53) 当夏洛蒂把奥斯丁的小说称为“精致的花园”时，那不是在赞美它。她本人像其他浪漫主义者一样偏爱哥特式的崇高风景——最初原因，恰如达比所说，“知识分子精英之所以看重湖区的美学价值，是因为湖区不同于而且远离于新兴的城市密集化。”(达比：149)随着工业和城市的扩张，这些知识分子势必就会逃往更偏远的地区。不过，这种“远离”其实是为了进入民族主义政治的象征核心，因为这些地带没有受到“现代”影响，几百年来保留着其地理特征，是重建民族认同和国家团结的文化基础。 浪漫主义的“风景”与民族国家意识建构之间的联系已非新鲜话题，尽管其“中介”并不十分明晰。但如果法国式普适主义启蒙哲学、科学理性和现代工业要求并导致一种标准化和一致化，那么，它们就会弱化民族的、地方的地理特征，也就弱化了民族的认同。英国浪漫主义或者说自然主义的一个政治情感是“反法”，而被科学理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抛在边缘的贫穷落后地区被认为是“老英格兰性”的最后保存地，它们“由荒凉的文化空漠转型为人们渴求的富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达比：54)“随着趣味的相应转变，过去令人害怕并予以回避的山区风景变成了极具美学价值的胜景”。(达比：64) 这一切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及海外殖民的关键时刻。工业革命带来政治、文化和经济资源在社会阶层之间的迅速转移，破坏了此前乡村英国的“有机社会”结构，结果就是不同阶级、文化、生活方式的分裂和对峙，“同一个国家”的意识遭到严重削弱。同时，海外殖民将众多英国人分散在遥远的异文化中，会弱化他们对英格兰的身份认同。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写道：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55) 但西方资本主义在向其他地区进行文化殖民时，它自身内部却产生一种迷恋“地方”的民族主义。正是在社会离心力急剧强化的1840年代，回归到想象中的“未曾分裂的时刻”以及保存这一时刻的“乡村”，被认为是重新建构民族身份并创造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1842年，托·阿诺德(Thomas Arnold)就任牛津历史教授，他在就职演讲中呼吁道： 我们，这个伟大的英格兰民族，其种族和语言现在正从地球的一端扩展到另一端。在我们出生前，萨克森人的白马就已建立从忒得河到塔马河的统治。我们可以在这个范围内追溯我们的血缘、我们的语言、我们国家的名称及其区划以及我们一些体制的起源。在这个范围内描述我们的民族身份。(23—24) 他说这番话时，英国远征军正在中国东南沿海攻城略地。如果英格兰的“种族和语言现在正从地球的一端扩展到另一端”，那么，它同时也将大量英国人抛进了异质文化中，可能会淡化其“英格兰性”。老阿诺德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呼吁英国人必须从文化上返回“祖宗之地”，以获得一种明确的未被污染的民族身份。忒得河和塔马河隔出一个“英格兰区域”，那里才保存着据说不曾被污染的老英格兰传统，作为永远可以返回的地方。“湖区”和哈沃斯村便处在这一区域的核心地带，即后来被称为“峰区”(the Peak District)的自然—历史保护区及其周边。浪漫主义对中世纪、地方色彩、“风景”、民俗的浪漫化，使这些本来在文化上空无所有的贫瘠山地充满了神灵，而作为中产阶级休闲时髦的“文学朝圣”不仅是为了在中产阶级生活中引入浪漫因素，还是一种追寻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的民族主义象征政治之旅。在宗教凝聚力日渐衰微的时刻，英国文学制造的“文学圣地”或许能担负起大教堂的作用。连马蒂诺小姐都放下手头的研究，为“湖区”写了一本旅游指南。 盖斯凯尔夫人式的文学现实主义与夏洛蒂式的文学浪漫主义看似对立，其实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左右两弧，是“北方”与“南方”、“散文”与“诗”的有机结合：“南方”或“乡村”通过将自己“浪漫化”或“老英格兰化”，为整个英国提供着民族身份想象，“北方”或“城市”则通过现代化，为整个英国提供着雄厚工业实力。1851年5月维多利亚女王在“万国来贺”的盛大排场中进入“水晶宫”宣布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幕，8月前往爱丁堡并在万民夹道欢呼中登上“亚瑟王宝座”，作为英国当年两大文化政治学象征事件，将“新英国”与“老英国”贯通起来。 到此为止，本文还未涉及“乡村浪漫主义”或者说“英国自然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基础问题——实际上，浪漫主义的“隐遁”姿态几乎让人觉察不到其经济方面的动因，另一方面，视“政治经济学论文”为平庸的“散文”的浪漫主义者自己或许也没有意识到浪漫主义还是一种新政治经济学，它通过赋予光秃秃的岩石、荒凉的高沼地等几乎毫无经济价值的贫瘠之物以高昂的美学价值和伦理价值，将其商业化：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急于消费这些“景观”，以充实自己据说平庸的生活，正如他们大量购进画作、摆弄丝弦或者阅读浪漫小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