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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勃朗特一家与“铁路狂潮”有着相当复杂的纠葛。夏洛蒂颇有才气的弟弟勃兰威尔(Branwell)1840年被任命为利兹—曼彻斯特铁路线(Leeds & Manchester Railway)上的索尔贝桥火车站(Sowerby Bridge Station)助理售票员，一年可挣75英镑，这已是相当体面的薪水，次年又升职为鲁登登山脚火车站(Luddenden Foot Station)售票员，不过他游手好闲的老毛病又犯了，还酗酒，不久被下派到一个偏远乡下火车站，那里经过的火车一天也没几趟，“他百无聊赖，孤独地坐在车站售票木棚里，时不时地在铁路账簿的空白处画些素描。”(Willis：71)此时更糟的事降临在他头上：公司查出他在担任鲁登登山脚火车站售票员时“账目违规，手下盗用公款”，(Railway：7)把他解雇，从此他就沦为了酒鬼和瘾君子，整天泡在黑牛客栈与一帮坏小子厮混。 他的放浪形骸给家庭经济前景造成极大不安。颇有经济头脑的姐妹们开始投资冒险。1842年，她们的姨妈伊丽莎白(Elizabeth Branwell)去世，给她们每人留下一笔300英镑的遗产，时值“铁路狂潮”，她们就用遗产的大部分买了约克—北部内陆铁路公司(the York & North Midland Railway Company)的股票，还买了一些矿山股票。可惜她们未能在股值飙升时出手，结果1845年下半年铁路股值开始一路狂跌，在持股人那里引发“铁路股票恐慌”。夏洛蒂也是忧心忡忡，不仅关注报上每天的股票走势和股评家的分析，还在致密友的信中屡向她们征求建议。到1849年10月，她在致《简·爱》当初的审稿人史密斯(George Smith)的信中还痛惜道：“那笔生意的确糟，比我想象的还糟，比父亲料想的要糟。事实上，我拥有的那些铁路股票，若按最初价格，已够我一生温饱了——我并非有浪费的想法和习惯的人。现在，我肯定不能指靠它们了。”(Shorter，Vol.II：77)在惋惜自己未能在这场投资冒险中获利后，她转而谴责“这种铁路制度夺走了许多人每日的面包”。这倒是回夺道德制高点的漂亮的反戈一击。 其实这时她已是“薄有资产”的人，她本人及已去世的艾米丽(Emily)和安妮(Anne)的著作一直卖得很好。于是，她把现在只有她和父亲及两个女仆居住的牧师住宅好好装修了一番，又添置了许多深红色的新家具，给1853年秋去哈沃斯村探望她的盖斯凯尔夫人(Mrs.Gaskell)留下了深刻影响： 会客室里的家具显然是近年新置换的，勃朗特小姐的文学成功使她有能力多花一些钱。房间里的一切都与作为小康之家的乡村牧师住宅的观念相配，也很和谐。房间的主色调是深红色，与关在户外的那片寒冷灰暗的景致形成一个截然不同的氛围。(Shorter，Vol.II：337) 在1847年5月致闺蜜纽西(Ellen Nussey)的信中，夏洛蒂因约克—中部内陆铁路没通到哈沃斯村而感到遗憾：“那条铁路线已开通了，但只通到了基斯利镇。”(Shorter，Vol.I：350—51)她不得不依然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步行到基斯利镇。山区天气多变，走在这条无遮无挡的公路上往往会遭遇阵雨，就像1847年9月她在布拉德福德一个朋友家改完《简·爱》校样后乘火车到达基斯利镇，再“从基斯利步行回家，一路上，雨下得很大，又刮着大风”。(Gaskell，1900：339)可以想象，如果她能活到看见基斯利—沃斯河谷铁路的兴建，她一定会在这条因她们姐妹的文学名声才有并将成为“文学朝圣”方便之路的铁路线上投资。 文学朝圣者主要是在40年代之后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的欧洲中产阶级男女，他们是感伤文学的读者群，而此时在中产阶级中兴起的“休闲”时髦也让以前难得有出门机会的中产阶级妇女成群结队前往偏远的风景名胜及文学名人家乡，去弥补一下中产阶级生活所缺少的浪漫成分。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 或许，主要是通过在资产阶级家庭女性成员中兴起的白日梦，浪漫主义才得以进入中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姑娘们弹着肖邦或舒曼的浪漫室内乐。毕德麦耶尔鼓励一种诸如艾辛多夫或爱德华·默里克那样的浪漫抒情风格，其中激情被转化为怀旧或消极的渴望。甚至忙碌的企业家在商务旅行时也会欣赏一下一晃而过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最浪漫的景色”的山，在家时则以画“乌朵浮古堡”来消遣。(272—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