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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或许没料到，在她死后，甚至死前几年，哈沃斯村作为一个后起的“文学圣地”冉冉升起，声望很快盖过司各特的爱丁堡和湖畔派的“湖区”，乃至与莎士比亚的斯特拉福德镇平分秋色了。连她本人都说，哈沃斯教堂执事只要向外地来的文学朝圣者悄悄指认一下她，就可赚到一个两先令八便士的硬币。是文学朝圣者将夏洛蒂和哈沃斯村双双浪漫化了——当然，夏洛蒂的小说就弥漫着这种浪漫情调——并将被浪漫化了的夏洛蒂永远埋在了被浪漫化了的哈沃斯村，而实际上，夏洛蒂早在写作《简·爱》前就感到哈沃斯村的生活难以忍受。这种绝望情绪在她1845年3月给埃伦·纽西的信中爆发了： 我难以向你描述在哈沃斯是怎样打发时间的。没有任何可算作事件的事来标示时间的进程。所有日子都一个样，一切都显出沉重、毫无生气的样子。星期日，烤面包的日子，和星期六，是仅有的稍许不同的日子。生命正在消磨掉。我很快就三十岁了，却一事无成。有时，看到周遭种种，我不由得意气消沉。但怨天尤人既不对，也很愚蠢。我的责任明确要求我现在留在家里。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哈沃斯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快乐的地方，但现在不是了。我感到我们似乎全被埋葬在这儿了。我渴望旅行，渴望去工作，渴望去过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活。(Shorter，Vol.I：292—93) 似乎哈沃斯村只有作为远行归来的暂时休息地，对她才是浪漫的，这正如来自城市的文学朝圣者到哈沃斯村只是想短暂体验一下“浪漫”，他们绝不想自此作为向这片贫瘠土地讨生活的哈沃斯村人在这里生活一辈子，每天望着连绵的群山发呆。一片土地之成为风景，除某种有关“风景”的观念外(看一看勃朗特家的藏书及这些书籍的性质，就知道了)，还因观赏者与之拉开了一个审美的距离，而对祖祖辈辈以这片土地为生的当地农民来说，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谈到爱尔兰土地之于爱尔兰农民，“土地当然只是一个经济和政治范畴，也是一个伦理范畴……大体而言，它并非一个美学化了的概念”。(Eagleton：4)这也是“刚刚摆脱半野蛮状态”的哈沃斯村因《简·爱》而突然成为“风景”的原因：它被浪漫主义地编码，进入了“无功利的”审美观照。 想必夏洛蒂平日站在荒丘顶上，目光会经常越过似乎无穷无尽的层峦叠嶂，落在那条沿着河谷向基斯利镇蜿蜒而去的道路上。她笔下的简·爱也渴望去“外面的世界”： 我走到窗前，打开它，朝外望去，看得见房子的两翼，还有花园，再远是洛伍德的野外及山峦起伏的地平线。我的目光越过所有这一切，停在最远处的蓝色山峰上。那正是我渴望要越过的，而围在远处那一圈岩石和荒草之内的这片天地，整个儿就像是苦役犯服刑地和流放犯囚禁场。我的目光追随着那条沿着一座山的山脚盘绕、最后消失在两山夹谷间的白色大路，我多想顺着它望到更远的地方啊！(：33) 老勃朗特(Patrick )1849年曾谈到自己与自己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哈沃斯村的关系：“我在哈沃斯，就像一个陌生人置身于一个陌生之地。”(Wilks：38)这位剑桥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最心仪的人物是巴麦尊(Lord Palmerston)——此人作为英国第一次对华鸦片战争时期的外交大臣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首相，在其中起了核心作用——而大败拿破仑舰队从而捍卫了英国国土的威灵顿是夏洛蒂最崇拜的政治人物，她出名后终于在伦敦见到了他。尽管勃朗特姐妹生性羞怯，在上流社会和时髦社会中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社交障碍，却从小就热衷于在她们的天地里谈论政治，并在自己的文学幻想中充当领袖的角色，常常击败强大的对手，获取财富、征服殖民地和赢得爱情。 一个崇拜威灵顿公爵的人怎甘心一直“独自藏身于群山和山谷”？当老勃朗特将牧师住宅楼上楼下塞满书籍时，他就主要生活在与哈沃斯村没有多少关联的幻想中了，这就像他的那些同样生活在这些书堆里的孩子：比起哈沃斯村，他们的精神与爱丁堡和“湖区”离得更近。1853年9月盖斯凯尔夫人来看望夏洛蒂时，发现这个地处荒原的“托利党人和牧师”的住宅里竟然“楼上楼下都是那种用小字密排印刷的经典之作”，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夏洛蒂母亲一方的书，“这些书有自己的特点——热切，狂热，有时甚至是疯狂”，里面“尽是些奇迹、幽灵、超自然预感、不详之梦以及癫狂”。(Gaskell，1900：127)至于那些“用小字密排印刷的经典之作”，可从夏洛蒂1834年7月写给埃伦·纽西的信中获得一个大致印象。她向这位热爱阅读却找不到方向的女友强调“执著于经典，避开时髦之作”，并推荐一些属于自己核心阅读范围的作品：“诗歌，则密尔顿、莎士比亚、汤姆森、哥尔斯密、蒲柏、司各特、拜伦、坎贝尔、华兹华斯、骚塞”，“历史，则休漠、罗林”，“至于小说，只读司各特就够了，他之后的一切小说均不足观”，等等。这些书籍构成了夏洛蒂的文学想象世界，她是带着这些书籍的基本情调来感知哈沃斯村的地理和风俗的，就像她1835年谈到妹妹艾米丽时所说：“她的心能把青灰色山坡上的阴沉洼地想象成伊甸园。”(142)据盖斯凯尔夫人观察，夏洛蒂画画时使用的是拉菲尔前派的精细工整的技法，却无视拉菲尔前派对“精确”的追求：“她不是根据自然本身来画，而是凭想象来画。”(138) 当然，将哈沃斯村迅速成为“文学圣地”的原因悉数归于《简·爱》——或加上当时名气稍逊的艾米丽的《呼啸山庄》——显得有些勉强，不如说是这个清教主义复兴的时代在中产阶级文化中形成的对浪漫主义尤其是阴森恐怖的哥特式浪漫主义的情感向往在哈沃斯村找到了自己的投射目标：前往古风盎然的哈沃斯村的朝圣之旅，犹如重回圣经时代——在这里，地理的“蛮荒”意味着精神的充盈，意味着在人被“异化”的工业化时代“返璞归真”。与女社会学家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一起来哈沃斯村探望夏洛蒂的一位女士所写的一封长信，典型体现了文学朝圣者对哈沃斯村的“浪漫化”： 尽管下着蒙蒙细雨，我们还是决意开始我们已筹划了很久的哈沃斯之行。于是，我们把自己裹进野牛毛大氅，钻进轻便两轮马车，在十一点出发。雨渐渐停了，此时的天光正与这一片蛮荒、凄冷的景致协调——大片大片的乌云阴郁地悬在山头。透过乌云，这儿那儿，一束束阳光垂下来，给山坡上的荒凉的村子抹上一层神秘的柔光，或直射进幽谷，照亮某处房顶高耸的烟囱管，或在草甸以及蜷伏在谷底的磨坊的湿屋顶上闪烁。我们越接近哈沃斯村，四周就越显得蛮荒……(Gaskell，1900：496—9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