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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勃朗特三姐妹蜚声文坛并随即先后辞世之后，约克郡人开始将她们一家视为本郡的骄傲和荣誉，因此他们——甚至包括听信了他人的批评的老勃朗特及尼柯尔斯——发现自己不能忍受盖斯凯尔夫人对勃兰威尔的描写。这个曼彻斯特女人似乎受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认为“要正确了解我的朋友夏洛蒂·勃朗特的生平，读者尤须先熟悉一下她早年生活于其中并给她们姐妹留下最初烙印的人群和环境的特征”，遂在该书第二章以24页的篇幅就“哈沃斯及其附近地区”的民风和民性说了一些在当地人听来简直就是侮辱的话，诸如“自满而排外”；“属于精明而短视的一类”；“对外人缺乏信任以及行事鲁莽，居然被他们视为美德”；“的确，在这个粗野的人群中，几乎见不到任何礼仪”；“他们的搭讪唐突失礼，说话的口音与语调锐利刺耳”；“他们追逐起金钱来犹如猎狗”；“这些人精明而狡猾，行善时忠笃，作恶时则残暴”；他们“离群索居的生活只会滋养幻想，直到幻想变为疯狂”；“别指望那里的下层阶级的娱乐比有钱的受过教育的阶级的娱乐高尚多少”；“豪饮而不醉，被他们视为男子汉应有美德之一”等等。(1900：10—27)这些性格弱点，经过勃朗特姐妹的描写，就变成了“个性”，而“个性”正是浪漫主义美学的一个关键词。 更令约克郡人恼火的是，盖斯凯尔夫人居然采用“山那边”的兰开夏郡人的视角来描写“约克郡人的特征”，传记开篇便说“即便是邻近的兰开夏郡的居民也会被约克郡人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性格力量感到吃惊”。(11)肖特在1908年出版的《勃朗特一家：生平与书信》(The :Life and Letters)中以不少篇幅谈到这一争论，说“约克郡人与兰开夏郡人之间向来存在一种相互妒忌的嫌疑”，“约克郡人反感一个好心的兰开夏郡女士带着一种庇护人的怜悯口吻来谈论约克郡。他们申辩说，他们可不是盖斯凯尔夫人在那本书里所描绘的那种不知文明为何物的蛮子”。“比起曼彻斯特附近的一些区来，这一带算得上是一个天堂。”(Vol.1:11—12)他们断然否认勃兰威尔与罗宾逊夫人(Mrs.Robinson)有染，说“勃兰威尔只是在鸦片的作用下胡诌了几句与罗宾逊夫人有染的话，这虽与事实不符，但他的姐妹们却当了真，既为女人，自然就把另一个女人看作是毁了她们亲爱的兄弟的祸根，并且使得自己的密友们都信以为真”。而“盖斯凯尔夫人轻率接受了这一不很可信的指证，这只能归因于以下这一看法，即作为小说家，她对运用‘坏女人’理论创作浪漫故事有一种小说家的满足”。(Shorter,Vol.I:13—14) 没有比这最后一项指控更与事实不符的了——相反，夏洛蒂倒是经常利用“坏女人”理论来创作浪漫故事，如《简·爱》里的“疯女人”、《维莱特》里的贝克校长——因为作为一个有着明确现实主义创作意识的社会问题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向来反对浪漫主义的夸张和想象，她可不像夏洛蒂那样沉迷于司各特的具有哥特风格的浪漫和冒险作品，对废墟、古堡、贫瘠的农田、荒凉的山、贫苦的农民也不会产生多少诗意的联想。在出版《夏洛蒂·勃朗特传》的前一年，她刚出版小说《北方与南方》，将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西比尔，或两个国家》中提出的英国社会已分化为两个彼此隔绝的“国家”的观点进一步引申，并加以地理化。当《西比尔》中的艾格蒙特说“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时，那个“年轻陌生人”讥讽道： 您说的是哪一个国家？她可统治着两个国家呢……是的，她统治着两个国家，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交流，缺乏同情，对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情感完全无知，似乎是地球上不同地带的居民，是来自不同星球的居民，有着不同的教养，吃着不同的食物，受不同生活习惯支配，不受同一法律约束。(76) 此即“富人和穷人”这“两个国家”，同于卡莱尔(Thomas Carlyle)1831年在《旧衣新裁》中所说的“两派”(two sects)，即“纨绔子和劳作者”(the Dandies and the Drudges)，并且，卡莱尔在为1869年版增补的各节前言中担忧地说：“这两派的势力一天天扩展，直到它将整个英国一裂为二，发生可怕的冲突。”(303)与盖斯凯尔夫人同在曼彻斯特并且同样致力于考察工人阶级状况的恩格斯在1848年与马克思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51) 盖斯凯尔夫人的“两个国家”则地理化为工业化的“北方”与前工业时代的乡村的“南方”。不过，这只是就英国的整体而言，由于盖斯凯尔夫人以“工业”和“乡村”对举，那么“北方”与“南方”的分界线仅是粗略穿过英格兰中部，分开“进步的北方城市与怀旧的南方乡村”，但它还有“微观地理学”层面，在工业化主要见于大中城市的北方，也大量存在工业的“化外之地”，例如约克郡山区之于西边的曼彻斯特，乃至哈沃斯村之于4英里外的基斯利镇：当盖斯凯尔夫人从基斯利镇下火车，踏上前往哈沃斯村的乡村公路时，她就在穿越“北方”与“南方”的分界线。这正是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中以“城市与乡村”取代“北方与南方”或“两个国家”的原因，他说： 在“乡村”一词上，人们赋予自然的生活方式的观点：宁静、天真、道德质朴。在“城市”一词上，人们赋予人为建立的中心的观点：学问、交流、光明。然而一些敌意的联想也渐渐滋生：城市作为一个喧嚣、世俗和野心勃勃之地，乡村则为落后、无知、局限之地。(1975：1) 实际上，“北方”与“南方”从一开始就变成了维多利亚时期用来描述社会分裂的核心隐喻，其引申意义非常广泛，如霍恩(Donald Horne)在《上帝是英国人》一书中所搜集的： 在“北方隐喻”中，英国是讲究实际的、注重经验的、精于计算的、清教的、资产阶级的、有事业心的、有冒险精神的、崇尚科学的、严肃的，相信以斗争手段达到目标……在“南方隐喻”中，英国是浪漫的、无逻辑的、混乱的、非凡俗地祥和的、国教的、贵族化的、守旧的、繁文缛节的，相信秩序和传统。(22) 若将“南方与南方”隐喻进一步“语境化”，那么，在1815到1846年间，“北方”与“南方”又大致可区分为“自由贸易”(反谷物法)与“贸易保护”(谷物法)、“自由主义”(改革法案)与“保守主义”(反改革法案)等等。只有在这种既是地理的又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审美的意义上，才能理解盖斯凯尔夫人为何使用令约克郡人感到受辱的词语来描写“哈沃斯及其附近地区”。对她这个“北方”人来说，地处北方的“哈沃斯村及其附近地区”也属于“南方”。盖斯凯尔夫人同情夏洛蒂一家的不幸，尊敬她的个人奋斗以及对家人的责任(这当然是“北方”性格)，并在书中对之浓墨重彩，但对夏洛蒂在其小说中显露出来的乡村浪漫主义美学趣味则几乎三缄其口，极少给出自己的评价，而是大量引述夏洛蒂与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商的来往书信、报刊文学评论等等，且赞美和批评联袂而出，让读者自己判断。她在传记中谈及《简·爱》时说：“我并不想就本传记读者谁都熟悉的一本书写一篇分析；更不想就这部问世时默默无闻但很快就被舆论大潮从默默无闻中抬起并高高地、稳妥地供于不朽的名誉之山的作品写一篇批评。”(257)传记末尾又说：“我没法衡量和判断一个像她这样的人物，没法像绘制地图那样勘察出她的缺点、优点及争议之处。”(655) 尽管盖斯凯尔夫人对夏洛蒂的美学趣味不予评判，但夏洛蒂将北方贫困乡村浪漫化，却是盖斯凯尔夫人所反对的。《简·爱》在约克郡人那里激起了巨大的感激和骄傲，因为夏洛蒂这朵“荒原之花”把一向遭到外郡人尤其是城里人蔑视的约克郡的地理和民风赋予了一种诗意，于是野蛮粗鲁就变成了一种鲜明的文学性格。不仅约克郡人，就是与约克郡西边荒丘连为一体因而属于同一类群的兰开夏郡东边的人，也感到夏洛蒂的小说再现了他们的隐蔽的渴望。几个兰开夏郡乡村贵族不顾上了年纪，翻山越岭来到哈沃斯村朝圣，然后邀夏洛蒂去拜访他们。于是，夏洛蒂就在连绵群山之间跋涉，去看那座“坐落于苍老的山和树木之间的废墟和旧宅”，尽管这艰难的山路让她“头痛欲裂、身体发虚、眼睛流泪”，但“这宅子很投合我的趣味，它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灰暗，壮观，如画”。1850年3月夏洛蒂在致乔治·史密斯的信中谈到她的兰开夏郡东部之行：“令我困惑的是，在南方人反对我对北方生活和习俗的描绘时，约克郡人和兰开夏郡人却赞同。他们说正是粗野的自然与高度人工化的文明的对比，构成他们的主要性格特征之一。”(Shorter，Vol.II：119)夏洛蒂的“社会地理”拘泥于行政区划，未能在“城与乡”的意义上细分，而实际上，反对她的那些南方人可能是文化上的“北方人”，而赞同她的那些北方人却可能是文化上的“南方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