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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浪漫主义美化农村和穷人同时贬低城市、工厂和工厂主不能认可。如果“浪漫”只是一种主观感觉，那么，浪漫主义者认为工厂和资本家是丑陋的、异化的就只是在表达他们自己的偏见。但长久生活在工业城市并且经常在工厂主与穷人之间打交道的盖斯凯尔夫人能够发现“工厂和工厂主的浪漫一面”，(Meckier：80)而城乡的贫困问题的解决要依靠“科学与人道的融合”。换言之，盖斯凯尔夫人认同消极论者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批评，但不认为返回“过去”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尤其反对通过浪漫主义来美化“过去”。莫基尔(Jerome Meckier)说： 盖斯凯尔夫人认为，工业技术将给诗和文化带来裨益；它将帮助人类实现最狂放的幻想，要么就终结它。诗人们所梦想的黄金时代是在将来。盖斯凯尔夫人将其笔下的南方某地命名为地狱石(Helstone)，竟逼得狄更斯居然用某一丑陋矿区的名字来称呼一个北方城市。她所描绘的具有代表性的北方工业社区取了英国最伟大的史诗诗人的名字，这是她认为未来的事态并非“缺乏诗意”的进一步证据。(79—80) 将“激情”和“想象”、“诗意”抬高到评价文学艺术的最高尺度的夏洛蒂着意的是鲜明的未曾被礼仪社会所驯化的“个性”，而盖斯凯尔夫人着意的是现实的贫困问题，这不仅指她在工人区从事慈善活动，更指她试图为“沉默的一群”代言。“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夏洛蒂笔下意味着平庸、丑陋和乏味，她的情调是反现代的。盖斯凯尔夫人同样对政治经济学不满，但那是出于对作为政治经济学核心原则的“自由贸易”的失望，因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消除它曾乐观地许诺要予以消除的社会贫困，反倒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她在《玛丽·巴顿》的序言中说：“我对政治经济学或贸易理论一无所知。我在写作中追求的仅是真实而已。如果我的报道与某种理论体系相合或相违，那并非有意为之。”(VII)在1853年2月致密尔斯(R.Monckton Milnes)的信中，她又谈到“浪漫”对“真相”的伪饰：“我努力使故事本身和写作过程尽可能平静，以使‘民众’不会说他们只看到浪漫的情节或夸张的写作而看不到作者感受到的平凡而严肃的真相。”(Chapple：225)在她看来，“不应把调节社会关系的机制委诸市场的盲目力量，而应寄托于人性的伦理力量。”(Stoneman：45)她寄希望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互助运动”(the co-operative movement)，而她本人则是一个躬行者，长期在曼彻斯特工厂区从事慈善活动。萨毕斯顿(Elizabeth Jean Sabiston)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没人指责盖斯凯尔夫人对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缺乏热情……许多批评家说，维多利亚时期所有小说家中，她生活得与她所描写的那个世界最近，这与狄更斯不同，狄更斯以一种过于感伤的如果不说是滥情的方式对待工人阶级，如在《艰难时世》中。盖斯凯尔夫人生活在由李嘉图、亚当·斯密及曼彻斯特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政策所塑造的曼彻斯特市，很早就学会以同情但现实的眼光看待工人和工厂主、纺织女工甚至“堕落女人”的优缺点，正如格林所说：“她的作品是为她的良心服务的。”事实上，她对曼彻斯特生活的描绘如此恰如其分，以至于卡斯琳·蒂诺托森及其他一些人将它与恩格斯对这个城市的分析等量齐观。(Plasa：97—98) 浪漫主义由于强调“个性”，并将“激情”和“诗意”赋予“个性”，就势必陷在个人的主观性中。这一点，已见于夏洛蒂对奥斯丁的评价。刘易斯之所以推崇奥斯丁，并将她作为与莎士比亚并立的伟大艺术家，是因为她像莎士比亚一样具有“戏剧”天分，让所有人物说话，而不是只有一个视角，即作者自己的主观视角。与夏洛蒂或其他文学浪漫主义者执著于自己的主观性并以之为绝对之是不同，盖斯凯尔夫人在观察风景和人的时候时刻警惕自己的主观性被伪装成“客观性”，这使她更能深入体会他人的需要。查德威克(Esther Alice Chadwick)公正地评价说：“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盖斯凯尔夫人一直远离夏洛蒂后来情不自禁地陷入的那种自我中心。”(176)这种“非自我中心”使盖斯凯尔夫人能够消解“我”而替“他们”代言，她不可能像夏洛蒂那样在每一页都写上大量的“我”。难怪弗吉尼亚·伍尔夫称夏洛蒂为“一个自我中心的、自我为限的”的作家，说她的作品满篇都是色彩强烈的主观之词——“我爱”、“我恨”、“我受难”等等——时刻指向个人传记意义上的“我”。(Michie：28) 如果盖斯凯尔夫人在前往哈沃斯村的路途上想的是贫困问题，那就不能指望她像“文学朝圣者”那样将“哈沃斯及其附近一带”染上一种忧郁的浪漫情绪。1853年9月，盖斯凯尔夫人从曼彻斯特乘火车到基斯利镇，下车后，租一辆轻便马车，第一次踏上前往哈沃斯的那条乡村公路： 基斯利是一个新兴的毛纺城镇，处在群山间的一块盆地上——与其说是真正的盆地，不如说如约克郡人所称呼的是“洼地”。我离开基斯利，乘一辆马车前往哈沃斯，有四英里远——粗糙、崎岖、坑坑洼洼的四英里路。道路在波浪般的群山之间蜿蜒，举目四望，山在地平线上跌宕起伏，曲折蜿蜒，连绵不断，宛如北方传说中的那条缠绕地球的巨蛇的一部分。天色呈铅色；道路沿途有些采石场；一排排灰暗、丑陋的石砌房子属于这些工厂；然后我们下到了贫穷的、贫瘠的田野——到处是石垒的垣墙，四处却不见一棵树。哈沃斯是一个长条形的散乱的村子。(Shorter，Vol.II：336—37) 这完全是一幅不带主观情绪的素描。在写作《夏洛蒂·勃朗特传》期间，为实地调查，盖斯凯尔夫人又来过哈沃斯村几次，依然在基斯利镇下火车，不指望在这座工业城镇里看到“生动的色彩”，然后雇了辆马车，一路颠簸朝哈沃斯进发，“本能地希望在乡村看到一些鲜艳生动的景象”，但马上就失望了。下面这段文字，是她对数次哈沃斯之行的路途观感的综合： 从基斯利到哈沃斯的路上，看见远近所有的东西都带着一种本有的灰色，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失望。路长约四英里，正如我前面所说，这里分布着别墅、大毛纺厂、一排排工人宿舍，即便东一处西一处还有些老式农舍及其附属建筑，也很难把这四英里路的沿线一带称作“乡下”。前两英里路还算平坦，左边是连绵的远山，右边有条“小溪”穿过草甸，为两岸零星的工厂提供水力。这些居民区和工厂区散发的烟雾使天空暗淡无光。河谷(本地方言叫作“洼地”)的土壤肥沃，但随着道路升高，草木渐渐稀疏，与其说在生长，不如说在勉强生存。住户四周不见大树，只有一些乔木和灌木。四处都是一些石垣，不见树篱。东一片西一块的可耕地里长着庄稼，是燕麦，长得弱不禁风、缺乏养分，呈灰绿色。离哈沃斯村两英里远，旅行者就可从路上望见它，它升起在正前方，因为它坐落在一个较陡的山坡上，背后是一大片毫无生气的向山顶蔓延而去的紫褐色高沼地，比建在村中那条又长又窄的街道的最高处的哈沃斯教堂的尖顶还高。举目四望，地平线上都是这种蜿蜒的波浪般起伏的山脉勾勒出的相同线条，而从这些山脉的山口望出去，望见的还是山，颜色和形状全都一样，顶部也是蛮野荒凉的高沼——面对这无穷无尽的荒凉，是因它们投合那些有关孤寂和孤独的观念而感到壮丽，还是因它们唤起一种为单调和无边的障碍所困的感觉而觉得压抑，就要看观者处在何种心境中了。(3—4) 盖斯凯尔夫人将荒原的忧郁从荒原自身剥离开去：那只是观看者的观念，而非事物本身。切斯特顿(C.K.Chesterton)在一篇文章中称夏洛蒂为“浪漫主义者”，却也清楚地意识到浪漫只是一种主观情境： 就夏洛蒂而言，其作品所具有的普遍价值之一，是揭示了一种非常时髦且被反复重申的美学谬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绝无通融之处。人们谈起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来，就好像它们是两种非此即彼的艺术，有时甚至视之为两种完全对立的心理倾向。然而，它们实际上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而且，正如其他一切类似之物，它们可以共存、分立甚至不同程度地融合。浪漫主义是一种精神气质，现实主义则是一种常规……没人会把罗切斯特的宅子称作单调乏味的地方，但这并不能否认，夏洛蒂·勃朗特让一种与气质相关而与时间或地点无关的心理的浪漫充盈于那些安静的房间和角落。(Wood：51) 盖斯凯尔夫人的目标就是要将这种“与气质相关而与时间或地点无关的心理的浪漫”从荒原表面剥离，从而裸露出其贫瘠以及贫瘠背后的贫困。她无意按照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的“如画”美学为哈沃斯村绘制一幅“如画”的浪漫图画。这就像后来的伍尔夫一样。伍尔夫在读了勃朗特姐妹的小说以及盖斯凯尔夫人的传记后，于1904年11月去了哈沃斯村，并且得以进入又换了新主人的牧师住宅，但此行让她失望。她随后在《卫报》(The Quardian)上发表《哈沃斯，1904年11月》(“Haworth，November，1904”)，对参观文学名流故居的时髦进行了批评，说“我不知道去文学名流的圣地朝圣是否应被斥为滥情之旅”，“在你自己书房的椅子上读卡莱尔”比“参观切尔西那个隔音的房间”更有收获，去作家故居参观若能加深对其作品的理解，还说得过去，但“一所维多利亚中期的牧师住宅委实再普通不过”，它“暗淡，平凡”，纪念馆里的收藏品“呆板而又毫无生气”，“一个已故女人的衣服和鞋子”只能令人想到夏洛蒂“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伟大作家”。(Hancock：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