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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勃朗特姐妹笔下，那些显然取自哈沃斯村地理和风俗方面素材的描写通常意味着不太利于身体健康的贫穷、寒冷、大风、潮湿、瘴气、疾病以及不利于社会交往的“鲜明个性”，那么，在文学朝圣者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和社会方面的劣势被“性格化”或“浪漫化”了，诸如“原始”、“野蛮”、“自然”、“忧郁”、“粗野”、“蛮荒”、“荒凉”、“墓地”等词语在他们的美学想象中均能激发浪漫的诗意，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夸大哈沃斯村的不利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如强调其“偏远”(其实它离基斯利镇不到4英里)、“原始”(其实它有客栈、商铺、邮局，附近还有采石场、采煤厂、毛纺厂)等。1883年，尽管早已通火车，一个到哈沃斯村朝圣的旅游者依然采取步行的方式——当然，这是朝圣的惯例，但关键是，在他提供的哈沃斯村的画面中见不到铁路线和火车，尽管铁路与作为“朝圣之路”的那条公路平行，眼光都无法躲开(同样，勃朗特姐妹虽身处以铁路为标志的工业化时代，并多次乘坐火车，但她们的作品表现的依然是一个步行、骑马或搭乘马车的“前铁路时代”，似乎凡与现代沾上一点边的景象都缺乏诗意，是“散文”乃至“政治经济学论文”)： 我们是在八月中旬的一个柔和、灰色的早晨开始我们的朝圣之旅的。离开基斯利，我们立刻跋涉在那条通往哈沃斯的不断上升的路上。每往上走一步，我们就似乎把欢乐或愉悦之物抛在了后面；路两旁山丘上的树越来越稀疏，土的颜色越来越呈褐色；夹着路的两行矮树篱也渐渐让位于岩石垒成的护墙，上面连一点薄薄的沼泽植物都没有，完全裸露。若不是公路一侧有一溜小房子，山麓上东一处西一处分布着村落，那我们在这一片景致中所产生的孤独之感将令人痛苦地感到压抑。在距哈沃斯大约两英里的地方，就能从公路上望见哈沃斯村，它看起来像是老鹰的巢，高挂在半山腰，背后是迅速上升的高沼地，随着地势升高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忧郁。不过，对夏洛蒂·勃朗特这样的人的灵魂来说，她的家就应该是忧郁的哈沃斯牧师住宅；这里既没有树的遮掩，也没有树的环绕，举目四望无一处足以令人赏心悦目；从它的窗子向外望，只能看见垣墙环绕的中间有一丛低矮的丁香的凄凉花园，再就是越来越向抑郁、寂静的高沼地蔓延的杂乱的、拥挤的教堂院子，那里常常有几道忽明忽暗的阳光，或者一团团雾气。再没有比这更阴郁、凄凉的景致了。(Vincent：1—2) 很难在哪个文学朝圣者的回忆中读到有关乘火车进入哈沃斯村的经历以及对哈沃斯村火车站的描写，即便他们有些的确是坐火车来的。1904年，《坡尔·莫尔杂志》(The Pall Mall Magazine)上的一篇文章在介绍“文学朝圣”时说勃朗特姐妹的出生地“桑顿村对那些想追寻或想象地再经历勃朗特姐妹的经历的人，肯定值得一游。从布拉德福德乘火车很容易到达桑顿——事实上，桑顿和哈沃斯两地乘火车均可在一天内轻松来回——尽管，几乎不用说，这并非朝圣的方式”。(67)几乎每一个文学朝圣者在动身前往哈沃斯前，都对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以及盖斯凯尔夫人和其他许多人所写的传记已然熟谙于心，因此，他们观察哈沃斯村的眼光以及使用的词语也早已内在于这种“朝圣传统”，而他们日后所写的朝圣文字又被叠加在这种传统上。前文提到的那位抱着狗贸然去敲夏洛蒂家的门的狂热崇拜者后来写道： 自夏洛蒂令人悲痛地辞世后，哈沃斯村、它被风吹雨打的教堂和孤寂的牧师住宅常常被人用文字描绘下来，而且描绘得非常出色，而正是夏洛蒂凭一己之力才使得这个藏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小村庄值得进入文字，也使我要在那业已堆积如山的描写之上再添上一份。不过，要完整而生动地描写夏洛蒂·勃朗特，却将其剥离出哈沃斯的地方色彩，那必定不会成功。因为哈沃斯的物质方面——深陷连绵不断、无边无际的荒草之中的那份孤寂荒凉，正是夏洛蒂的形象可被描画出来的背景，唯一的背景。哈沃斯是她的内在自我的一部分，是贯穿于她的所有作品的基调，也是她的风格的基础。设若勃朗特一家居住在英国任何其他村子，那么或许会出现一个夏洛蒂·勃朗特，但绝不会出现一个卡勒·贝尔。正是可见的、有形的哈沃斯及环绕其四周的连绵不断、杳无人迹的荒丘把年轻的勃朗特姐妹造就成了诗人——尽管她们的灵感并不服从诗的韵律，但依然是诗人——并赋予她们的精神气质以某种神奇的几乎超凡脱俗的色彩。哈沃斯将她们的天才呼唤了出来，并形成她们的成熟的创造性，最后又扼杀了她们。它是卡勒·贝尔的创造者，随后又是其谋杀者。(Shorter，Vol.II：438—39) 问题是，尽管盖斯凯尔夫人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中对哈沃斯村的描写很大程度上帮助确立了这种观察和描写哈沃斯村的传统方式，但她本人绝无意将哈沃斯村“文学化”或“浪漫化”，因此，她的描写之于这种“传统”又是一种危险的颠覆因素。对此，哈沃斯村人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于1857年甫一面世，就立即意识到了。 尽管在温暖的季节，从基斯利镇到哈沃斯村的公路上“文学朝圣者”络绎于途，但一俟冬日来临，这个位于高地沼泽的寒冷潮湿的山村就格外冷清，从半山腰的村子向上方蔓延的泥泞的荒地更是凄风苦雨，让人联想到《简·爱》中的一些类似场景： 那天不可能外出散步了。不错，清早我们在落光了叶子的灌木丛里逛了一个钟头。但从吃午饭的时候起(没有客人的时候，米德太太通常吃得早)，凛冽的冬风就刮来了阴惨惨的乌云，下着寒意透骨的雨，不可能再有户外活动了。(3) 在1846年12月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夏洛蒂谈到哈沃斯村冬季的天气：“这儿冷得可怕。我不记得以前是否有过这样一连串北极似的天气。英国或许真的滑进了北寒带。天空像冰，地上结冰，寒风锐利得像双面刀片。由于天气，我们全都患上了重感冒，咳个不停。”(Gaskell，1900：326—27)据当时的统计，哈沃斯村近40％的儿童在六岁前夭折，全村人口平均寿命只有25岁，而经常光顾的肺炎和霍乱等传染性疾病是这种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Harrison：201)不过，与哈沃斯村的“平均寿命”相比，勃朗特姐妹算是非常长寿了，尽管人们依然伤感她们那么年轻就一个个死去了。 但这种天寒地冻的季节，或许正是少数特意要赶在此时到那里寻找孤寂荒凉的文学感受的朝圣者动身的时刻。前面提到的《冬季，在哈沃斯的一天》一文的作者详细记述了自己1867年1月在哈沃斯村盘桓一天的所见所闻。他先是在寒风刺骨的荒丘之巅俯瞰着半山腰的哈沃斯村，然后沿着积雪的陡峭山坡下到哈沃斯村，在当地一位向导引导下，流连于他认为必须一看的“文学地点”——哈沃斯教堂、牧师住宅、夏洛蒂墓地、黑牛酒吧等等。并非意外的是，这位朝圣者似乎也没留意到山脚下行将竣工的作为哈沃斯村有史以来最大现代工程的火车站，竟无一句提及，仿佛提到铁路和火车，就会破坏这里的孤寂荒凉之美。向导递给他一本《来客登记簿》(Visitors’Book)，他看到： 里面已经有数千个名字。在夏季，几乎每天都有非常渴望看一看勃朗特家的旅游者来哈沃斯，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去年，来哈沃斯的旅游者中，有一个从罗马来的据说由美国女士和意大利绅士组成的艺术家团体。他们在村中客栈住了两天，画教堂、牧师住宅和高沼地上面的瀑布——后者是夏洛蒂最喜欢并常去的地方；后来他们又从哈沃斯去了伯斯托尔村，在那儿把与他们崇拜的偶像哪怕只有一点关系的地点都看了个遍。(126) 这本《来客登记簿》还显示“萨克雷、爱默生、霍桑、马蒂诺小姐、盖斯凯尔夫人以及其他一些享有世界名声的男女也在哈沃斯的陡峭而弯曲的街道上流连过”。(124) 不过，这位作者谦逊地认为自己哪怕使出全部才情，也“无法向读者栩栩如生地描绘哈沃斯，使之有如在眼前之感。盖斯凯尔夫人也曾尝试过，但也失败了。夏洛蒂·勃朗特本人以其大师手笔，曾零星描绘过这片景致，但即便是她也无法完整呈现它的忧郁、悲寂与壮丽。”(124)他曾仔细读过盖斯凯尔夫人的《夏洛蒂·勃朗特传》，在流连于哈沃斯村各个角落时一直拿这本传记与实地进行对比，指出其中一些细节错误。但很难说是盖斯凯尔夫人出了错，时间过去了十年，哈沃斯村也发生了变化，这些错误远不足以判定盖斯凯尔夫人的描写“失败了”。他大有可能受了当地向导的影响。向导曾与勃兰威尔有过交往，一个劲地替他辩护：“的确，他的结局很悲惨，但盖斯凯尔夫人没弄清个中情形。哈沃斯人一点都不喜欢盖斯凯尔夫人。对她有关勃兰威尔先生的描写，大家感到非常不痛快，她还说什么村里人怂恿勃兰威尔喝酒……”(126)这还不是主要的。虽然盖斯凯尔夫人也像文学朝圣者一样使用“粗野”、“荒凉”、“灰暗”等词语来描写哈沃斯村，但她并未从中发现美，她看到的是赤裸的贫穷、愚昧、过多的死亡和当地居民性格上爱冲动而又自满顽固的弱点——不幸，她还将这些描写从哈沃斯村扩展到了整个约克郡。这就大大冒犯了约克郡人的尊严。约克郡人哈顿(W.H.Hatton)1880年谈到那本传记时怒气还未消减：“在那本书中，我们发现许多对哈沃斯人的总体性格的不当描述，事实上，盖斯凯尔夫人之所以画出这么一大片黯淡的背景，据说只是为了让勃朗特一家从背景突出来，置身耀眼的光线下。”(20) 盖斯凯尔夫人是应老勃朗特先生之邀写作《夏洛蒂·勃朗特传》的。在接受这一委托后，她以自己一贯的实地调查的严谨风格，广泛征集夏洛蒂与他人的来往书信，还对她足迹所至的几乎任何地方都进行了走访，甚至漂洋过海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传记于1857年春出版后，她就远赴意大利旅游去了。尽管一开始老勃朗特及其他一些读了这部传记的人对其感到满意，但很快传记就遭到来自约克郡的激烈批评。等盖斯凯尔夫人返回曼彻斯特家中时，她发现有一大堆律师函等着她。她因写作这本传记而惹上诸多麻烦了。种种指控之下，《夏洛蒂·勃朗特传》的出版商“只好赶紧追回尚未售出的那些书，以致该书第一版成了稀有版本”，(Payne：83)而盖斯凯尔夫人也被迫对初版的争议部分进行了修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