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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于不察江淹写作《自序》之背景情势，将其视为江淹真实心态并据此判定江淹在建平王事件中所持之立场，乃至建平王起兵之动机、性质，遂使得江淹被黜之真相的认识流于简单化，也由此导致了在解读《别赋》、《恨赋》时将建平王因素排除在外，从而多止步于文本表层，对二赋之文外曲致难有体察。以是之故，江淹与建平王之关系及对其创作的影响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考察。 首先是如何看建平王其人其事。江淹《自序》涉及建平王者主要有两点：一是建平王对江淹的礼遇，二是建平王谋反及江淹对之进行劝谏而遭贬黜事始末。前者相对简略，只说“始安之薨也，建平王闻风而悦，待以布衣之礼”；后来江淹入建平王府任主薄之职，建平王“宾待累年，雅以文章见遇”。据此，江淹之入建平王府乃建平王的主动礼聘，且建平王赏识的主要是江淹的文笔，故给人的印象是江淹在建平王府只担任文案工作，并不参与重大问题的谋划。后者则相对较详： 宋末多阻，宗室有忧生之难。王初欲羽檄征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尝从容晓谏，言人事之成败，每曰：“殿下不求宗庙之安，如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栖露宿于姑苏之台矣。”终不以纳，而更疑焉。及王移镇朱方也，又为镇军参事，领东海郡丞。于是王与不逞之徒，日夜构议，淹知祸机之将发，又赋诗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为讽。王遂不悟，乃凭怒而黜之，为建安吴兴令。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江淹劝谏建平王语。《梁书》本传所引稍有不同：“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专据上流，咸劝因此举事。淹每从容谏曰：‘流言纳祸，二叔所以同亡；抵局衔怨，七国于焉俱毙。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景素不纳。”主要是较《自序》多了“流言纳祸”等四句。从本传所引文字来看，江淹似曾写有劝谏建平王之文，并为《梁书》撰者所得见。而江淹既以“二叔”、“七国”，以及淮南王刘安事劝谏建平王，表明在江淹看来，建平王所为实属谋反(37)。但问题是，江淹果真会以刘濞、刘安等人故事作为前车之鉴劝阻建平王吗？建平王又是否能够容忍江淹将自己与谋反失败者相提并论？如果江淹真如其所言，以史为鉴对建平王晓以利害，那又怎会等到赋诗“略明性命之理”后才惹恼建平王，以致被黜？所以，江淹在《自序》中的这番表态能否视为其真实想法，尚须存疑。 相比之下，正史所记反倒比较客观，也更为可信。如《梁书·江淹传》就提到：“少帝即位，多失德”，暗示建平王所为乃事出有因(38)。《宋书·文九王传》所记尤为具体： 时太祖诸子尽殂，众孙唯景素为长，建安王休祐诸子并废徙，无在朝者。景素好文章书籍，招集才义之士，倾身礼接，以收名誉。由是朝野翕然，莫不属意焉。而后废帝狂凶失道，内外皆谓景素宜当神器，唯废帝所生陈氏亲戚疾忌之。而杨运长、阮佃夫并太宗旧隶，贪幼少以久其权，虑景素立，不见容于长主，深相忌惮。元徽三年，景素防阁将军王季符失景素旨，怨恨，因单骑奔京邑，告运长、佃夫云“景素欲反”。运长等便欲遣军讨之，齐王及卫将军袁粲以下并保持之，谓为不然也。景素亦驰遣世子延龄还都，具自申理。运长等乃徙季符于梁州，又夺景素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