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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存在不同意见。1987年第5期《名作欣赏》发表香港大学何沛雄教授赏析《恨赋》文章，在肯定两赋有密切关系，适于一起研读的同时，作者于附注中特意指出：《恨赋》、《别赋》“最早见于《文选》，其次序为先《恨》而后《别》，但不知何据。……张溥本《汉魏六朝三百家集》里的《江醴陵集》，则先《别》而后《恨》。窃以为有‘别’然后有‘恨’，且《别赋》末说‘永诀’，而《恨》先言‘枯骨’、‘亡魂’，似连续成篇者；《江醴陵集》的篇目次序，很有理由。”⑤此说明显不同于钱钟书所论，然从行文来看，何沛雄先生似未得睹《管锥编》。事实上，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钱钟书先生关于《恨赋》与江淹他赋关系的见解已在学界达成共识，此时人们提到江淹辞赋，几乎全都是先《恨》后《别》，而且江淹被黜吴兴期间所作辞赋系年，自然也就是《恨赋》、《别赋》居前，其余诸赋随之⑥。 应该说，钱钟书先生所言能得到学界的认同，除了其言之成理之外，还与《恨》、《别》二赋具体写作时间难以确考相关。虽然现今学者基本上认同江淹大半辞赋作于被黜吴兴期间，但具体到各篇写作时间之先后及其次第，仍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探讨。既然江淹本人并未在作品中透露具体的写作时间，那么从作品内容的关联度来判断彼此间关系便成为一种具有可行性的选择，而由钱钟书“众星之拱北辰”的比喻，很容易将《恨赋》认定为江淹吴兴诸赋中最早写作者。 然而，当我们结合江淹被黜前后之经历来考察其创作便不难看出，《恨赋》作于吴兴说，尤其是《恨赋》先于他赋说显然存在某些疑点。人们普遍相信，江淹写作《恨赋》、《别赋》与其仕途失意及好友、爱子、妻子先后亡故有着直接的关联，如俞绍初、张亚新二位认为，《恨》、《别》二赋“熔铸了作者个人早年独特的生活体验”⑦；丁福林先生则说，江淹在吴兴期间能“写出《泣赋》、《恨赋》、《别赋》那样寄托莫名哀怨，集伤感与悲愤于一体的作品”，是因为他此时“接连遭受到丧子与丧妻的双重打击”⑧。这当然可为一说，但问题在于：1.若如丁福林先生所说，江淹丧子事在元徽三年(475)，丧妻事在元徽四年(476)，则此时已是江淹被黜后的第三年，这是否意味着丁先生认为《恨赋》后出呢？抑或《别赋》等作还在此之后？2.即便将江子夭折时间定为元徽二年秋江淹赴任吴兴之前，江妻亡故时间亦相应前置⑨，是否就可以肯定，江淹子丧妻亡之悲恸是导致《恨赋》如此悲愤的根源呢？曹道衡先生《江淹评传》就曾指出，江淹赴吴兴途中所作《游黄蘖山》一诗并不悲观，“反而有些旷达的情绪”⑩；丁福林先生也说：初到吴兴的江淹优游于那里的奇山异水，其妻亡之前的作品“还带有一些平静旷达成分”(11)。对比江淹《伤爱子赋》篇末“惟人生之在世，恒欢寡而戚饶”及“余无愆于苍祗，亦何怨于厚地，信释氏之灵果，归三世之远致”(12)云云，则虽悲从中来，犹能自我排解，与《恨赋》那种溢于言表的愤激有明显差别。3.恨者，憾也。虽然离愁别怨、牢骚不平亦为“恨之一端”，但《恨赋》的情感指向毕竟不是愁怨，不是悲戚，甚至不是哀伤，而是一种追悔莫及、欲哭无泪的彻骨之痛。如果江淹在吴兴生活多少如其《自序》所描述，“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放浪之际，颇著文章自娱”，那我们的确找不到江淹此时写作《恨赋》的诱因，更不要说《恨赋》先于他赋的证据了。总之，在将《恨赋》、《别赋》的写作时间系于江淹吴兴任上，和将写作原因归结为痛失亲人这一前提之下，我们其实很难真正解释《别赋》为何而别，别者何人；《恨赋》为何而恨，恨者何事。 也许我们忽略了某个对江淹创作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或对之重视不够，比如说，江淹与建平王刘景素的关系。 迄今为止，学界对于江淹与建平王关系的认识大多囿于《自序》所述内容，即江淹对建平王的劝谏及被黜之事，而未能意识到江淹与建平王之关系远较此复杂。事实上，江淹对建平王的劝谏并非全如《自序》所言，拙文《〈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13)指出，《燕丹子》实为江淹假托史事讽喻建平王景素的拟作，小说中人物关系及性格特征的设置影射现实之用意至为明显，如“反戾天常，虎狼其行”的秦王之于后废帝，“常食不识味，寝不安席”，“欲灭悁悁之耻，除久久之恨”的太子丹之于建平王，乃至鞠武、荆轲之于江淹，都存在某种对应关系。这表明江淹其实并未置身于建平王谋反之事外，而是积极为之出谋划策，希望建平王等待观望，暂缓举事。《自序》作于齐武帝永明元年(483)，距建平王事败被杀已有七年，身为萧齐之臣，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江淹在《自序》中显然有意掩盖了某些事实，并突出了他因反对建平王谋反而被黜的经过(14)。这个发现不仅可使我们对江淹被黜前后与建平王之关系有更合乎史实的了解，而且可为《恨》、《别》二赋提供解读的密钥。循此入手，或能为《恨赋》、《别赋》之写作时间及动机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文本中某些疑难困惑之处，也有望借此得以澄清。 (责任编辑：admin) |